一九七○年之後的世界，出現了許多女性主義書籍，如《女性情義力量大》（Sisterhood is Powerful,1970)、《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Our Bodies Ourselves, 1971）等等，女性成為言說的主體，女人用自己的、女性的眼光看自己的身體、看週遭世界。二十年後，女性中心的出版事業更盛，《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經過一版再版，變成厚厚一大本的女性健康手冊；Morgan再出了一本《女性全球大團結》（Sisterhood is Global），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學教授MarijaGimbutas 揭露了考古學的重大發現：《女神文明：古歐洲的世界》（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ddess: the world of oldEurope, 1991），探討新石器時代及之前的母系文明和女神崇拜，證實了以非暴力為基礎的女性文化不是烏托邦，在地球上的確曾經存在過。這些研究成果鼓舞了女性主義者歡欣樂觀面對未來。
在台灣，女書店那時還沒有成立，婦女新知基金會設有出版部，至慧主責，一九九○年出版了《四十七個女人最真實的聲音》，目的在讓平凡女人發聲，彰顯女性文化。然而，銷路並不好，初綻嫩芽的女性主義在父權的土壤上得不到多少養分，甚至受到婦女研究機構打壓，被排除於學術之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辦「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首次召集兩岸三地的婦女研究者共聚一堂，十分難得。但會裡會外各自仍守著自己的小圏子，互動不多。主辦單位因為「失誤」，不小心將我與鄭州大學的李小江安排住在同一房間，台灣的領導則住到面海的高級套房。主辦人不好意思地再三道歉，我和小江卻一見如故，形影不離，整天說個沒完。她總是在談她夢想中的婦女博物館，我則三句話不離女性主義。我支持她的夢想，建議博物館取名中華，不要用中國，這樣更為包容。她卻對源自西方的女性主義有諸多批判，堅持尋找自己的路。次年三月，她在鄭州召開「中國婦女社會參與和發展研討會」，邀請我參加，我邀了至慧一起去，這也是我第一次登陸。
那次會議有很多第一次：六四後第一次的全國性學術會議、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全國婦女研究會議，也是許多人的第一次接觸。氣氛有點緊張，但情緒極為高昂。大陸的婦女幹校系統、婦聯系統、港台、歐美都有人參加，學術與實務並重。每晚有不設主題的「夜間沙龍」，大家天南地北聊個沒完，欲罷不能，曲終人難散，也激勵大陸產生了第一代婦女研究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