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軌在中文裡被賦予一種貶義，這是我們對詞語的不忠和狹隘。不能忘記，出軌只是對偏離和另尋路線的描述，它不帶有一種道德性。可是我們既有的道德血液給「出軌」染了色彩了。這種刺目的血液色，又讓我們的目光看待和討論出軌時，戴著難以摘下的有色眼鏡了。
在一種情況下，出軌並不是背叛和落賤，而是一種力量和尋找，是為了打破舊有的固封而尋求。即便這也是出軌，那出軌怕也原是為了愛。魯迅和許廣平的關係算不算出軌呢？畢竟他那時的妻子是朱安。茅盾和秦德君的關係算不算出軌呢？茅盾那時的正妻是孔德止。郭沫若正娶的妻子是張瓊華，到日本就和佐藤富子同居一床了。郁達夫正娶的妻子是孫瑩，而與他相愛火熱的是王映霞。
那整整的一代人，一個激情亢奮的時代，被王朔戲言說：「並不是所有的流氓是作家，而是所有的作家是流氓。」這話偏頗兒戲，但也多少在說明著那一代文人婚姻即死亡的普遍性與出軌新生的合理性。就是到了百年後的今天，人們都從包辦婚姻中走離出來了，任何人也還不能說所有婚姻都是自由的、合理的，當一個男人或女人，脫開這個婚姻的出軌都是淪喪和不道德。
女權主義的開始，其實多少是有些為女性爭取出軌之平等權利的。
婚姻的現代性，其實正表現為人們對出軌的理解和寬容上。婚姻與家庭，如果沒有對出軌的包容與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喪失了家庭與婚姻的現代性。從某種角度去說，一個社會的進步與包容，正體現在對出軌的理解和包容上。
但在另一種情況下，出軌就是脫軌，是墮落，是對道德的挑釁和對「人」的反動和背叛。這一點很好辨識和判斷，就是在你婚姻（或與情人之關係）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情況下，在不是為了「愛」並無責任的景況下的那種新的性關係—這種出軌就不能不讓人帶著道德的目光看待了。
回到郭沫若的人生上，如果說他到日本和佐藤富子的婚姻還有背叛的革命性和現代性，是可以理解、寬容乃至讚賞的，之後他與彭漪蘭、于立忱、黃定慧等女人的關係均可以出軌倫亂而言之。郭的一生，幾乎就是出軌的一生。乃至於兒子郭博在評價父親時說出這樣的話：「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是罪人，又不與、不可而治罪，這就道出了關於出軌的第三個問題來。在中國社會，永遠有人享受著真正出軌的特權與自由。享受這種特權自由的人，大體為男權社會中的權人、錢人和名人。權貴的出軌，是中國一夫多妻制在權力階層的變異與延續。今天幾乎所有的貪官身後都有多個情人的事實與笑談，也正是以出軌的方法，延續著一夫多妻婚姻制的變異。而富豪們的出軌與婚姻之亂，則是現代社會存在的「必由之路」。而名人之淫亂，才真正是出軌者中最獨特的特權者。
他們因為有名而必然、必須要出軌，因為出軌而更為有名、才配為叫名人。
今天的名流界，尤其演藝圈，有名而無緋聞是不可思議的；有了緋聞沒有在公眾中賺得最大的新聞是不可思議的。所以離婚、結婚和出軌這類帶著桃花色彩和精液腥味的事，不光是媒界的奶與蜜，也是這些名人之所以人氣、名聲、金錢的奶與蜜。說到出軌這樣如人生掉只扣子或撿一樂事的事，只不過是持有出軌特權的人用了一次特權而已或罷了。
＊作者為中國知名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被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2013年，獲布克國際獎提名，是繼2011年蘇童和王安憶之後第三位入圍該獎項的中國作家。2014年獲卡夫卡獎，成為繼村上春樹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作家。作品無數無不引起莫大關注。本文選自作者與青年作家蔣方舟合著之《兩代人的十二月》（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