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樣的「母語」一上了電視或電台，為了「廣」為傳播的效應，其間舌根和體腔的震動，瞬間、悄悄地讓位給了嘴唇的運動，為了要推得更「廣」的播放。聽電台上教授客家話的節目最能體會這個差別。有時候舌根音的部分幾乎消失殆盡到我都不確定那是我從小說的客家話，而成為較急促、直接往外推的口腔前端發聲。這恰恰就是把母語轉換成書寫文字的效果，想想，底佳、好酸林、麥吼郎。他們並非傳達「原」音，而是讓你「聯想」到那個音，一個semi的概念。
為何要將這些「口語」化作「不完全的音聲字」呢？深埋的，讓它現身，卻又琵琶半遮面…..我們到底在和誰躲貓貓，想要傳達給誰？不想要給誰聽？
這讓我想起19世紀歐洲的「方言」文字化的過程和民族主義，這個想像共同體，從「說」到「讀」的躍升。Anderson以橫跨歐洲的歷史知識告訴我們，國界如何被生產的過程。「….他們原本一直在謙遜地使用，而如今卻被印刷術提昇了地位的語言之中發現新的榮耀之後….」。
我們在歷史上無緣以某一個「我們的」方言的「文字化」來生產民族國家，但是卻以另一種「不完全現身」的象徵「阿嬤底佳」來構築另一層心照不宣的國家界線。這樣的「半現身」有歷史的制約，卻也無意間避免了這些「象徵」被權力耗用殆盡。這是我從Anderson論述岔開的想像：我禁不住懷疑，當年19世紀歐洲的方言以音聲被轉成「文字」時，是不是就像我們現在的阿嬤、好酸林、底佳。雖然要傳達的是聲音，然而躍升的「聲音」，卻是消蝕掉一部分聲音的音聲字。這不只是民族國家的生產，還指出民族國家的張力所在！這些來自於「生活」的「音」，躍升上舞台後，一部分的「聲」卻被消蝕掉。這個登台演出，不為了面對面的互動，而是傳播給無數的匿名者。它不是「原音」，只是提供你聯想到「生活的原音」。
這是Appadurai說的：「建立在矛盾性上面的原初情感」。然而矛盾並非負面修辭，矛盾才是文化生產的起點。百年前的「口說」被「官方語」之後，應該也逐漸轉變了他的發音部位，朝向對外「廣播」的方向前進。然而民間從此「喪失」她的方言嗎？日常言談絕對不會因此和「官方語」合而為一，民間自會用力再構築有別於官方字的另一層界線（雖然這個把口語官方化是他們榮光的來源）。不管這個另一層界線的生產，是透過官方語的「再地方化」，或是任何其他的在地創作。保留民間的「日常」空間， 是保有生活自主性的必要防線。
然而我們的阿嬤另有歷史軌跡，我們沒有機會把她官方化。但是我們現在卻共感地集體召喚她，毫無忌憚地、讓她現身於政治空間，借用官方語的字型以聯想音聲的迂迴現身。由於她既還保留日常的屬性，又以字型半現身於政治空間。我稱這個借形的半現身，猶如獅身人面獸或半埋在土中的筍， 一種不上不下的中介─一個productive的矛盾。如果她一直停留在日常的音聲，她如何可以聯絡超過面對面關係的「我們」，一起在網路上談天說地、聊阿嬤說符水。然而，如果她當年有幸成為官方字，一如19世紀發生的「歷史」。她不用借「字形」來聯想音聲，她自會被編排進入一個新創的音聲符號系統。那麼她將從此單向地朝「公開發言」被「扁平化」發聲，脫離於生活裡深度的體腔迴盪的原音。而就是這個一半埋身於日常的半現身，阿嬤好酸林幫我們構築了那個半公開秘密的台灣社群「界線」！並且進可攻退可守， 她來去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