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讓人遺憾的討論方向。在此，「誣陷性侵」成為宣洩情緒的工具，至於為何擔憂遭到誣陷性侵的往往男性居多？焦慮情緒背後的成因，和性別不平等有關嗎？這些情緒反映了哪些制度或文化上尚待改變的未竟議程？……在一片對女權忿忿不平或譏諷嘲笑的聲音下，似乎已不再是需要關心的重點。
幾種分析與回應
那麼，如果在情緒之餘，想進一步思考誣陷性侵的議題，可以怎麼做？如何回應誣陷焦慮中的男性恐懼？
目前有幾種談法：一說從實然面切入，試圖澄清社會過度放大了誣陷性侵，因此男性的焦慮及恐懼其實是不必要的。這類觀點或者主張性犯罪是否成立，不只依據受害者主觀感受，也需要並陳客觀證據，因此男性不必擔心「女性說性侵就是性侵」的狀況；或者從統計數字分析，指出相關案件中的錯誤指控比例不高，而四成左右的「不起訴」可能只是證據力不足，不能直接等同於誣告；或者質疑男性如果真的擔心誣告、關注自己的清譽，為何反控女性誣告性侵的比率卻如此之低？可見誣告性侵，其實沒有想像中的普遍。
另一說則從文化面切入，試圖探討誣陷焦慮的成因。一者主張，男性的誣陷焦慮，其實源自對既有權力日漸消散的恐懼。例如，從詮釋的權力出發，指出女性作為弱勢性別，詮釋資源遭到剝奪，必須面對認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的集體困境：社會大眾不願採信她們的說法，不願肯認她們的主體經驗，明明是「性騷擾」，卻被當成「只是玩笑」。然而，隨著女性主義思潮與相關運動的崛起，女性開始拿回自己的聲音，改寫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這樣的變化，使得男性無法再緊握詮釋的權力，難怪會感到焦慮。
也有論者指出，若要終止誣陷性侵的問題，男性不能只是譴責提起誣告的個別當事人，還需要對歧視女性的社會氛圍做出實質的改善行動。這種觀點從性的雙重標準出發，指出性行為並非平等的人類活動：性別化的性汙名，將女性切割為「貞女」與「蕩婦」，貶抑性經驗豐富的女性。是以，「事後愈想愈不對勁」乃至反悔並指控性侵的現象，之所以多半以女對男的形式發生，正是因為這種性別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主要針對女性而來。易言之，男性的誣陷焦慮值得同情，但需要針對的不是那些誣陷他人的女性，而是迫使女性採取行為以抵禦性羞辱的敵意環境。
無效解釋：真的同理，還是射箭畫靶？
遺憾的是，這幾種談法，恐怕無法回應誣陷焦慮。
首先，無論誣陷比例多低，對受害者而言，一旦發生，就是100%。舉凡「誣告性侵只有4%，男人根本不該擔心」、「比起被誣陷性侵，應該先關心真的被性侵的人」等說法，對於溝通，實無助益。這是因為，「誣陷受害者」和「性侵受害者」，本來就不是、也不該處於你贏我輸的互斥局面；進一步不客氣地說，是類「數字很低所以不重要」的論點，根本就是輕描淡寫（trivialization），一種典型的譴責受害者行為。
其次，法律結果是一回事，社會性抹殺是另外一回事。且不提以臺灣現行誣告罪門檻，若非完全無中生有，要反控誣告以證清白有多困難；在幾次交流經驗裡，我們發現法律權益或流程的釐清，不見得能讓某些男性解除誣陷焦慮。原因聽起來也很直白：就算檢察官不起訴，或者法官最後判定無罪，名譽、工作、家庭、人際關係……可能早就毀了。
最後，儘管我們完全同意，從法律制度到約定俗成的社會文化，集體女性仍面臨許多甚至更加綿密的壓迫，然而素樸的「男加害／女受害」、「男得利／女無權」模式，恐怕不是理解誣陷焦慮、詮釋男性經驗的最佳良方。我們也面對過男性的敵意與反挫，覺得除了「既得利益者失去權力所以緊張」之外，應該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誣陷焦慮」其實折射出性別不平等對男性的傷害，以及男性對於這種傷害的不知所措呢？
作者介紹｜王泓亮
勵馨基金會倡議專員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男人想想】「預設的加害者」：男性的誣陷焦慮（上））
責任編輯／陳秉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