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市的《誰怕吳國楨》一書，回顧了冷肅高壓的50年代，而其中吳國楨與胡適二人的一場世紀之辯，是台灣近代史上少見的一場知識分子良心自剖；那是書生無用的時代，但還是有人敢於一人敵一黨，只為了說出台灣的真相；反觀現代民主的台灣，當知識分子碰到政治，真相卻反而遙不可尋。
敢於和黨國體制撕破臉、以一人敵一黨的前省主席吳國楨(蔣介石動員黨政文工體系、擔心被身居國外的吳國楨看笑話)，是國民黨中的異數，所謂的白色恐怖，震懾的不只是平民大眾，整個國民黨黨國體制中的任何一員，不論誘於利或屈於勢，大都只能乖乖淪為共犯結構的一員，這也是威權統治重要的一環。
因此，當曾歷經要職的吳國禎從內部開始反抗，這是驚天一爆，當一個集團的內部成員敢於公開指陳蔣介石「愛權勝於愛國，愛子勝於愛民」時，當然有巨大的殺傷力；曾經如此接近權力核心，他在美國發表《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時，對國府是明白的痛擊；然而，吳國楨身為共犯結構的一員，並非沒有弱點，他的弱點是，以前不說，現在失勢了才跳出來指控?第二、如果這個政權如他指控的如此罪大惡極，他難道都不必負責任?
胡適對吳國楨最具殺傷力的批評是，吳自己主持省政的三年半，是兼任「臺灣保安司令部司令」，因此對政府的每件錯誤與劣行都負有道義責任，所謂「不能置一詞」，只是掩蓋他當權時沒有說出真相的道德勇氣。胡適最狠的殺手鐧是，吳國禎明知自己的清華同學與朋友、台糖公司總經理沈鎮南匪諜案是冤案，卻仍在其死刑判決案件上簽名蓋章。
胡適拿專門炮製白色恐怖案件的保安司令部密檔來對付異議者，可說是極端的不厚道而且雙重標準；然而，如果就評價知識分子的標準而言，這樣的嚴苛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如何和自己的良心共處，這是知識分子時時刻刻都要面對問題；事實上雖然吳國楨對白色恐怖審判並無實權，但他仍在回信時接受了胡適的指控，同意自己缺乏道德勇氣，並後悔過去許多次向道德以外的其他影響力屈服。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現在決定只根據道德考慮行事，不顧其他。
事實上，吳國楨在國外揭露台灣的真相，可能是艱困環境中保身又對得起自己良心唯一的方法，我們從歷史後來的發展可以看出，當時的台灣完全沒有說真話的空間，雷震的自由中國案就很清楚；如果公共批判不見容於當權派，私下的勸諫是否可行?胡適大致是走這樣的例子，他批評吳國楨是「怯懦而自私的政客們，從不會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那些政客享有政治權力時，保持沉默；一旦失勢，安然去國，便肆意污蔑其國家與政府。」時，未必完全是屈於權勢，或基於愚忠為蔣家威權辯護，而應該看做是，當知識分子面對權勢時，胡適有意尋求不同於吳國楨的作法。
我們後來從蔣介石日記看到，胡適不惜觸怒蔣介石，也經常犯顏直諫，更曾求見蔣介石，盼望蔣不要作第三任總統，蔣氣得不見他，更在日記痛罵胡適。然而，這樣的私言勸戒，未能改變蔣介石，也令仰望胡適的人失望，這樣類似傳統君臣間的勸諫關係，顯然並不是一條知識分子能有作為的道路；有人形容「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兩字是贅詞，知識分子必然是要在公共的空間發揮影響力。就像薩依德形容沙特，「知識分子的姿態，有時比他的內容還重要」，真正定義知識分子的唯有風骨而已；吳國楨雖然寂寞而終， 至少留下了知識分子的風骨。
威權年代如此，民主時代更該如此。此次中研院評會議後，院長候選人名單外洩，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怒批，「全體評議委員都應該跳海」，其實，評議委員的集體沈默才是令人遺憾；已有人選時才因人設事臨時改變選舉辦法，現場幾無異議，事後也未見批評。中研院評議委員理應是「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然而，這次幾乎集體沈默，是明知其非而沈默，比威權年代的集體噤聲，更令人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