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唯一之活路——關東軍「佔領滿蒙論」的興起
石原「佔領滿蒙論」的獨特性在於，顛覆國內外的常識，也就是重新以正義之名，定義以武力佔領他國主權領土一事。
對石原而言，佔領滿蒙「不只對日本而言是必須的，為了多數的支那民眾，這也是一件應該且最值得高興的事。這是日本為了正義，應斷然進行之事」（〈解決對策〉），石原以此作為佔領滿蒙正當化的依據。即，先承認中國的主權，然後以東三省自治的型態，企圖掩蓋日本人實際支配滿蒙一事，這很明顯的是不義之舉。不過，反之日本直接以軍事力支配滿蒙就是正義了嗎？這兩者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雖然，以國際協調為口號的外交官幣原喜重郎（1872-1951），日本政治家、外交家，第四十四任內閣總理大臣，歷任日本駐荷蘭大使、外務次官、外務大臣、眾議院議長等職。，以「正義支配之處，無需武器」（Où règne la justice, les armes sont inutiles）為緘言，作為自己外交的終極目標，但是出身軍人，同時也是戰爭史研究者的石原則認為，「武器支配之處，正義由此而生」，這樣的想法或許是來自其軍事現實主義思想，又或者如同古羅馬歷史學家蒂托．李維（Titus Livius）所言：「如果戰爭有其必要性時，戰爭就是正義。」
總而言之，石原或板垣等關東軍參謀們，之所以主張佔領滿蒙是正義之舉，並不只是因為「力量就是正義」的虛無見解，倒不如說，是來自於他們本身對中國的認識。正如石原認為，「支那人是否真的能夠創造出近代國家一事，我深感疑問，反倒確信在我國的治安維持下，期待漢民族自然地發展，這對他們而言才是幸福」（〈滿蒙問題私見〉），以此作為佔領滿蒙是正義之舉的依據。
根據石原之後的回顧，石原從幼年起，就衷心地期盼中國重生以及日中兩國合作，一心對中國的革命抱著希望。當一九一一年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時「從很久以前就對中國的重生抱著希望，並十分期待革命後中國前途的發展，因此就和當時教導我的（朝鮮守備隊）軍隊一起爬到附近的山上，高喊萬歲，發自內心地對新中國的前途表示欣喜」（〈滿洲建國前夕的心境〉，一九四二年）。但是，這個喜悅十分短暫，因為之後孫文對袁世凱的妥協、袁世凱踐踏革命的理想，以及之後的軍閥割據，石原即表示：「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們不禁對中國人的政治能力感到懷疑。漢民族雖然擁有高度文化，但我開始覺得中國沒有辦法建設近代化國家，這樣的懷疑一直持續到滿洲事變前，因此，提倡解決當時滿蒙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滿蒙佔領論。因為，漢民族本身沒有政治能力，所以我強烈主張，日本佔領滿蒙，不只是因為滿蒙關乎日本的存亡，同時也是為了中國本身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