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之，「施行法」並不是欠缺「母法」而孤獨的存在，虛應故事而已。相對於其他國家先通過公約，再逐一修訂與公約相悖的既有法規，或另訂新法，以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台灣因為特殊的國際法地位，為了達成與國際人權公約接軌的宏遠目標，既然無法以國家名義加入國際人權公約並批准成為國內法，只能先以公約施行法的面貌出現，但主客觀上，已經納入國際人權公約的內容，殆無疑義。但這會出現一個問題，那就是既然公約已經成為法律，但國內法治環境還跟不上公約的腳步，於是產生落差與法規之間的衝突(公約保障的權利看得到吃不到、用不到)。特別是在司法上，依據公約施行法，各級法院有適用各該國際人權公約的義務，但是公約的內容往往過於抽象，在既有相關法規還沒修正之前，法院索性棄公約於不顧，拒絕根據國際人權公約「直接」做出判決。
但如果輕易接受這樣的理論與現狀，又會落入「公約施行法」只是「宣示性法律」的說法，就像憲法基本國策、環境基本法一樣，成為「花瓶法規」。事實上，在任一個法治國家，所有經過正當立法程序通過的法規，都應該被法院、行政機關「遵守」，根本不存在什麼「宣示性法規」的說法，否則就是浪費立法資源，如果我們還有此種疑慮，未來或許應該禁止立法院制定「宣示性法規」，稀釋「法治」的力度。司法與各級行政機關也應該「積極適用所引入的、已經成為國內法律的國際人權公約」，而非「視而不見」，甚至「棄之不用」。
也許這樣的「觀念闕漏」與「行動障礙」正是我國長期以來未能融入國際法體系，檢視國際法與國內法的衝突與銜接問題所導致的「倒退」與「消極抵制」，深藏在司法者、行政決策者之間而不自知，今後不應該再降格配合，而是應該積極尋找改善之道。
＊共同作者，謝英士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高思齊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研究員、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本專欄由台灣國際法學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共同合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