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一名二十五歲的孟加拉移民艾塔步阿理（Altab Ali），在下班後返家途中，在公園旁被三名白人青少年砍殺身亡。他們沒有任何理由要奪走阿理的生命，「我們看到巴基斯坦來的，起碼都會揍他們一頓，」其中一名青少年當時對法官這麼說。阿理那天從紡織工廠下了班後，買了菜，正準備回家做飯，然後出去投票（那天剛好是地方選舉投票日）。他辛勤工作，靠自己勞力生活，且定期寄錢回家，支持遠在孟加拉家人的生活。這樣上進的年輕人，竟連活下去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阿理被謀殺那時，當時英國的法西斯組織「國家前線」在地方選舉中有四十三位候選人，很有執政野心。
當地知名的教育家默罕默德巴理先生（Dr Muhammad Abdul Bari），也是《英國的種族，宗教與穆斯林認同》一書的作者並擔任東倫敦清真寺二零零二到二零一三年間的主席，他很清楚種族主義暴力和謀殺對穆斯林青年的影響。「艾塔步阿理（Altab Ali）被謀殺後，他們充滿恐懼，甚至不敢出門，」他回想。許多穆斯林青年為了保護自身安全，於一九七零年代組成了青年社區團體，這些團體不僅提供了青年一些安全感，也成為他們所需的青年社區中心。當時，有各種學習需要的青年都得仰賴自己社區裡組成的組織，默罕默德巴理先生也是在此背景下，多年來善用了他的專業，為那些有特殊需要的青年提供幫助和學習資源。
大家都明白，阿理的不幸遭遇不是特例。那個年代，是種族仇恨猖狂的年代，極右組織和政黨——如「國家前線」——展現他們勢力的方式，經常就是種族主義街頭暴力和謀殺。當時許多白人青少年都受了極右組織的影響，在街頭行霸。那時在英國的少數民族青年，多視人身安全為大問題，特別是在極右組織強大的地區。長年來，少數民族社區，特別是移工，多以「寄人籬下，看人臉色」的態度，對於種族歧視和襲擊的處理方式多屬被動。他們在英國沒有政治上的代表，沒有聲音，因此對個別的不幸襲擊事件多保持沉默。但阿理的被謀殺，讓社區裡的每個人都感到痛心，他們明白，這已不再是單一事件，種族主義是對整個社區的威脅，不能漠視，社區必須團結起來，對抗極右份子，保衛每個人的安全。
來自孟加拉的移工和當地社區成員，因此集結起來，在阿理出殯那天，一萬多人步行，將他的遺體抬到了唐寧街十號。移工的想法是，如果政府當局能對極右組織和勢力有所譴責或採取應對措施，或許種族主義街頭暴力會減少。而他們並未能如願以償，當局對種族主義犯罪似乎不痛不癢，種族主義街頭暴力和謀殺事件，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仍不斷繼續發生。當年唯一可見的改變，如教育家默罕默德巴理先生（Dr Muhammad Abdul Bari）所說的，是各社區之間的反種族主義力量逐漸凝結起來了，不僅是少數民族社區，本地英人社區裡的反種族主義組織也加緊了與其他社區的合作和團結。由阿理的謀殺案激發出來的熱烈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在當地俗稱為「紅磚巷戰役」（註：阿理被謀殺的地點離著名的紅磚巷很近）。
艾塔步阿理（Altab Ali）紀念日對當地社區來說，意義重大，它是重要的歷史記憶，對映着今日的種族主義，它更是對社會的訓誡。據內政部統計，自二零一二到二零一五年，每年平均有十萬六千起的種族主義仇恨犯罪事件——這不包括受害者未報案的案件。據種族關係機構（IRR）統計，自一九九三年的史弟芬勞倫斯種族謀殺案之後，二十年來至今，英國共有一百零五起種族謀殺案件。阿理的遭遇，不是種族關係史上的頭一回，更不是最後一次。今日的極右勢力發展和種族主義暴力，是當年的延續。對當地社區，特別是穆斯林居民來說，它的衝擊和傷害，是非常個人的。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