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清洗與重製的工作上成效卓越，尤其是關於成都發生的事件，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幾乎無人聞問。套句牛津學者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的說法，「主動的逃避者」（active complicity，即一九八九年已懂事卻宣稱自己不知的人）與「被動的無知者」（passive ignorance，即一九八九年以後出生且一無所知的人）通常只有一線之隔。儘管中共可說是大獲全勝，但它顯然依舊戒慎恐懼，對任何再小的公共紀念行為都風聲鶴唳，深怕有人玷汙了純淨的集體記憶。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特意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我從不在家裡或北京的辦公室提及這本書。我也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這本書。我隱瞞了我的孩子好長一段時間，只跟一小撮人透露我在做什麼。我不使用連上網路的筆電寫作，並且都把稿子鎖在臥室的保險箱裡。離開中國之後，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不再習慣性地壓低著聲音談論六四。我意識到，在中國住了十年之後，我也把六四禁忌內化了，要打破那種沉默桎梏常讓我想吐。
我還沒意識到的是，藉由書寫這本書，那些被禁止的記憶終會被解開，或被釋放。我後來在美國、英國、香港、德國和澳洲的大學的幾十次演講中，一次又一次地目睹這個過程在我眼前展開。我在演講中展示了一九八九年的官方資料，例如中國當地的報紙、宣傳單、內部的報告，也分享了見證者的照片和日記。對一些在場的聽眾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看見這些東西，曾經一無所知的事件不再是未知。
我第一次演講是在二〇一四年。一位中年的中國婦女站起來問了一個問題，她想知道當時的學生運動是否有受到海外的援助。她接著問了第二個問題，口氣宛如在請求寬恕：「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的一切都是真的嗎？」她問，「有任何一件事是真的嗎？」她削瘦的身子明顯在發抖，冷靜的提問聲夾帶著一絲顫音。許多年以前她選擇了主動逃避真相，那個過去的她就在剛剛被衝擊改變了。
還有一次我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演講。我注意到台下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一動也不動地坐著，聚精會神地聆聽。當我講完後，她當著一屋子的美國同學站起來說了一段話，「我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對我國家的歷史一點兒都不了解，」她說，「我上的是最優秀的學校，管理最好的學校。而我對一切都一無所知。」就在此刻，她的無知時代已經結束了。
對一些目擊者來說，遺忘則是一種必要的自我保護機制，可以抵禦那些巨大到無法言說，且尚未解決的創傷衝擊。我在成都遇過一群人，他們學生時代時曾上街抗議，親眼目睹了鎮壓過程，卻對後續發生的事撇過頭去，不再思考。某一次在歐洲一所大學的演講裡，一位優雅的中國女士講述了自己在此之前，幾乎遺忘了她也曾經是成都抗議遊行的一員，甚至在當地一家醫院親眼目睹政府暴行下的受害者。「儘管我來自成都，儘管我人就曾在當地，因為天安門對成都人的記憶來說太重要了，但我對成都的記憶某程度上已消褪於陰影中。」她說。對其他人來說，這個創傷讓他們失去了原有的純真，他們的希望殞落，夢想幻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