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盲果然是文盲，到了習近平這裡，「黨」大於國家和民族，國家和民族這些宏大敘事都必須服從於「黨的領導」，五四自然而然地變成黨的傑作，不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且「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五四運動」。習近平宛如那些荒誕不經的穿越劇中的主人公，可以乾坤挪移、顛倒時空，堂而皇之地將共產黨的成立提早到五四運動之前，將共產黨當作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在習近平眼中，五四精神是「堅持黨的領導，聽黨話，跟黨走」。由此，五四跟六四之間的歷史脈絡被斬斷了。五四時代，北洋政府尚且不敢虐殺學生；六四時代，學生則成了被共產黨如秋風掃落葉般消滅的「暴徒」。若五四先賢地下有知，看到共產黨的屠殺，聽到習近平這番強不知以為知的言論，恐怕死不瞑目。
歷史果然是胡適所説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習近平的講話一言九鼎、定於一尊，誰敢跟他辯論呢？
我要跟習近平爭辯。儘管包子可以稱帝，我仍然要說出皇帝什麽都沒有穿的真相。這已經不是習近平第一次出洋相了，此前他曾宣稱自己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苦難，而他明明是在中共建政之後出生的，抗戰時，他老爸的精子還沒有遇到他老媽的卵子。
與習近平對五四的「定論」截然相反的歷史真相是：清帝國晚期，「中華」被迫卷入到世界體系之中，但從未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一次性」性地「脫亞入歐」或「西化」，而是如剝繭抽絲般一步步前行——從器物層面（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到政治層面（立憲）的戊戌變法及清末新政，再到文化層面（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運動，每一次的變革都會經歷撕心裂肺的陣痛。
五四運動並不限於1919年5月4日這一天的學生愛國運動，它是自1917年以來持續10年以上的文學和思想運動，始自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所謂「文學革命」，它也是陳獨秀和胡適等學人通過《新青年》和《新潮》等刊物，以及在北京大學的講堂不斷地攻擊舊禮教、傳播西方新思想的思想運動。而五四運動中非主流的、極端激化的那一分支，即陳獨秀帶領南遷的《新青年》群體，後來確實衍生出了共產主義小組和共產黨。
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階層自發啓動的，以胡適和陳獨秀為其領袖，並不受任何政黨的控制。胡適在1919年的一篇〈新思潮的意義〉，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四大綱領，在當時很有代表性，大多數人都接受。胡適以「新思潮運動」來界定五四，後來也有人稱之為「新文化運動」或「新思想運動」，含意都大同小異。而陳獨秀在1918年發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陳述《新青年》的兩大「罪狀」，一是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一是賽因斯先生（科學），始終都被奉為中國所必須追求的兩大普世價值，並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宗旨，當時獲得中國知識分子所共同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