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再回顧2016年1月媒體的報導，內容提及交通部預定5月鬆綁計程車顏色及費率，臺灣大車隊總經理李瓊淑立刻表示，計程車朝多元化經營樂觀其成；但同時，不少小車行則對多元化計程車方案，擔心不但無法蒙其利，反而會成大型的車隊恆大，小車行愈來愈無生存空間，營業更困難。因為依據中華民國計程車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梁平良的看法是，預約式計程車規定不能沿街攬客，而是用網路預約叫車，但很多小車行根本無力建置APP叫車系統，預約叫車的計程車可能全由大型車隊包辦。
梁平良因此建議，交通部應有統一的計程車媒合規範，並協助所有計程車業者納入APP平台，讓多元化計程方案不是只獨厚大型車隊。然而Uber所做的不正就是建置APP媒合的叫車系統，不正在實踐多元化計程車方案嗎？交通部及各地方交通、警政單位為何不是與其共商多贏的方案，反而非置其於死地不可，但又從沒提出過兼顧最弱勢的小車行及個人車行利益的配套方案，這種種跡象無非只能引來政商勾結的聯想。
交通部長賀陳旦在上任前，面對媒體訪問，以Uber為例，表示新科技來臨時代不應以合法、違法簡化，並以舊金山為例，已經針對Uber有條件設定商業規範，兼顧消費者權益與交通發展，外界認為是一種對新型經濟模式的開放性宣示，但這次同樣是交通部針對取締Uber措施向賀陳旦請示時，獲得一句「沒說不能罰」，所以勞師動眾準備大幹一場，同一個交通部長上任前理性開放管理的產業態度，就任後重拾管制重罰這種最落後的管理手段，不禁令我們混淆難辨，究竟哪種思維才是真正深植在賀陳旦的潛意識中呢？
＊作者為研究生兼職Uber司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