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富有的400 個納稅人年所得超過2 億美元，但所得稅率不到20％，但年所得100 萬美元適用25％稅率，的確，「只有小人物才繳稅」。
赫姆斯蕾〈Leona Helmsley〉 是個惡名昭彰的人。這位某飯店集團的高層一九八九年因逃避聯邦所得稅被判刑，而她的著名事跡包括曾對著記者說：
「只有小人物才繳稅。」如果這句話是在講為人處事的原則，那或許足以為二○○七年逝世的赫姆斯蕾太太贏得「刻薄女王」的稱號，但如果是在預測美國稅收政策的公平程度，或許可以彰顯赫姆斯蕾太太的先見之明。
今天〈二○一三年四月十四日〉是美國人申報所得稅的截止日，如果我們能停下來想想我們的稅制和它創造出來的社會，或許大有好處。沒有人喜歡繳稅，但除了極端的自由主義者，所有人都同意何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說法：納稅是文明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最近數十年來，支付這代價的負擔分配方式愈來愈不公平。
十個美國人約有六個認為稅制不公平，他們是對的。簡單而言，非常有錢的人並沒有承擔公平的稅負。美國最富有的四百個納稅人年平均所得超過兩億美元，而他們支付的所得稅率不到二○％，遠低於年所得一百萬美元的人適用的二五％稅率，與年所得二十至五十萬美元的人相若。二○○九年，頂層四百人有一百一十六人支付的所得稅率不到一五％，占人數將近三分之一。
保守派人士喜歡指出一件事：美國有錢人繳的稅占政府總稅收一大部分，任何累進稅率制度都是如此，富裕的人支付的稅率較高。另一個事實是：隨著美國有錢人的所得近年大增，他們繳的總稅額也增加了，即使我們採用單一稅率，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應該感到震驚和憤怒的是，隨著頂層一％變得極度富有，他們支付的有效稅率顯著降低了。我們的稅制累進程度遠低於二十世紀大部分時候。二戰期間，美國最高的邊際所得稅率曾達到九四％，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維持在七○％，如今是三九．六％。自一九八○年代雷根展開「改革」起，稅制的公平程度在三十年來嚴重衰退。
倡導提升稅制累進程度的租稅正義公民會〈Citizens for Tax Justice〉估計，如果把聯邦、州和地方稅收加起來，二○一○年頂層一％支付的稅款僅為美國總稅收的二○％多一點，約與他們的所得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相當，一點也不累進。
根據經濟學家皮凱提和薩斯的研究，在有效稅率這麼低，加上重要的資本利得稅率僅為二○％，使得頂層一％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上升一倍，頂層○．一％的所得比例更是上升近兩倍，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回想之前提到，頂層一％占有美國總財富約四○％的情況就更令人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