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刑法113-114條所論之罪其實並不涉及武裝通敵叛亂，為甚麼法定本刑要判這麼重呢？這要從一段塵封已久血淚所凝的往事記憶開始說起，今年適逢五四運動百周年，而在民國初年的五月其實是一個不祥的月份，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歷次重大國恥多發生於5月，真是歷史的巧合。
1915年5月9日，中華民國第1任大總統袁世凱經過與日本長達105天艱困的談判和周旋之後，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其中第一至四號的十二條內容之事件。後來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各學校每年以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舉行紀念，藉此警勵國人毋忘此日，誓雪國恥，這一天被民眾稱為「國恥日」。
五四運動涉及一戰後的山東問題，抗議的民眾與學生喊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激憤口號。巴黎和會中日本取得原來德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盤與權益，這跟日俄戰爭日本戰勝後，於1906年普茲茅茲和約中取得旅大與南滿鐵路等，本來是中國利權的經過，基本上如出一轍。但1919年時的中國已經在政治上徹底學習西方，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結果還是這樣被宰割，這當然使中國人民異常憤怒。
在追求現代化飽受挫折之餘，廣大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開始劇烈轉變，要找出一條既學習西方現代化，又能反對帝國主義的新路。原本在新文化運動帶頭喊出，要找來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北大文科學長，約略相當現在台大文學院院長的陳獨秀，就是這個思想轉向的好範例。短短兩年後就是這個文學專業在小學訓詁的安徽人陳獨秀，就改成相信只有馬先生與列先生才能救中國。於是他就與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等數十人聯絡，在1921年共同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這也就是現在中共黨史一開始就會提到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
到了國民政府誓師北伐的前一年，即1925年2月，上海日商「內外棉株式會社」第八廠發現一童工屍體，胸部曾受重擊；工人相信為日籍管理人員用鐵棍毆打致死，於是全體罷工。4月19日青島日商大康紗廠4000餘名工人為爭取組工會權利、增加工資，舉行大罷工，成立罷工委員會，罷工進一步開始擴散且有組織化。於是內外棉等其他日商工廠工人積極響應，形成全市日商紗廠工人聯合大罷工。
5月，上海棉紗業勞資雙方對立事態持續惡化，因內外棉第八廠再開除數十名工人。於是八名工人代表於15日再向內外棉資方交涉，內外棉第七廠的日籍資方人員與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工人顧正紅發生爭執，衝突下日籍資方人員開槍當場打死了顧正紅，另有七人受傷。工人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求助，亦被逮捕。
28日，國共合作下的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決定藉此機會，發動學生和工人在30日到上海公共租界內舉行遊行示威等抗議活動。當日數千名工人、學生、群眾到上海公共租界各條馬路組織大示威遊行，抗議內外棉資方無理槍殺顧正紅，要求釋放因聲援工人罷工而被捕的學生，反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量學生聚集到上海公共租界內最繁華的南京路，跟警方發生衝突，有十多人受傷，其中有100多人被捕、關押在老閘捕房。到下午3時約有上萬群眾湧到老閘捕房門前進行交涉。於是英國籍捕頭下令向群眾開槍，打死13人，打傷40多人，逮捕49人。工部局宣布戒嚴，租界內的大學被封閉。是為「五卅慘案」，但仇恨與殺戮並沒有停在這裡為止，死神與怒火開始從上海走向全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