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介民在本書的序言中指出,他的研究起點,在探問台灣與中國的糾葛,他選擇從「經濟」而不是「文化」、從「當代」而不是「歷史」切入這個問題。由此,他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這個概念來剖析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簡言之,中國崛起的訣竅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他對中國的研究,乃是試圖為臺灣解套:讀懂廣東模式,看清楚中國發展的優勢與弱點,便能夠更自信而平衡地評估台灣經濟的現狀與出路。此時,中國正掉入「困頓期」,台灣與中國,各自需要從世界史的尺度,冷靜思考自身的出路,與世界的連動以及彼此的關係。
台商與農民工是廣東模式的兩台引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系教授李靜君評論説:「在眾說紛紜關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論述中,《尋租中國》以「台灣因素」的新視角開拓一條有原創、典範意義的研究路徑。吳介民以台商的在地經驗為焦點,揭示了在兩岸持續喧騰的政治紛爭底下,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已結成經濟利益聯盟,多年來利用中國公民差序體制,建構專制的民工工廠政體,及協同中國在全球價值階梯的攀爬。書中的分析視野不同凡響,結合了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當下、豐富的實證描述與批評的理論探索,是中國研究、台灣研究的經典之作。」可以說,本書最大的特色,是指出台商(也包括港商、日商、美商與歐商等)與農民工是廣東模式的兩台引擎,如同飛鳥的兩翼,缺一不可。
台商蜂擁到中國投資設廠,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當時,西方對中國施行經濟製裁,台商和港商抓住這個契機,爭先恐後地跑到中國淘金,搭上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快車,春風得意馬蹄疾,鈔票多得淹沒膝蓋——他們才不在乎六四殺人事件呢。並非所有商人都沒有祖國,也並非所有商人都缺少良心,但説大部分台商既沒有祖國也沒有良心,並不冤枉他們。中國演變到今天這樣張牙舞爪、面目猙獰的模樣,離不開台商當年的輸血,如吳介民所説:「台商將現代製造業引入中國,中國則將台商捲入其發展模式,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個氣旋當中。」
廣東模式的另一台引擎,是學者秦暉所説的「低人權優勢」,即作為現代奴隸勞工的農民工是全球最廉價也最勤勞的勞工。這是毛時代「人多力量大」的生育政策意外遺留的「人口紅利」。這種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存在「隱蔽的奴隸制」,用吳介民的話來說就是:「民工階級提供相對優質而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讓不斷尋找低廉勞動力的全球價值鏈延展到中國,快速與中國沿海的地方制度結構產生鑲嵌,而將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環。」中國這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字塔的塔基,是不計其數的、任勞任怨的、沉默不語的民工,「在中國,正因為國家對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的支撐,才使得資方對勞工剝削變得更加嚴重」、「中國的這套剝削機制,構成了共生結合的體制環節。從公民身份差序、二元勞動力失常、等差化社保方案、地方成長聯盟、全球價值鏈治理與地方治理到尋租發展型國家,環環相扣」。西方左派對人權議題的討論,通常不會觸及這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