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大國崛起」的原因，中國國內及西方都有很多著作加以分析和討論。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受到各界普遍的讚譽。但是，在晚近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間，腐敗成為一個如影隨形、越反越腐的問題，甚至有親官方的經濟學家（比如當年從臺灣叛逃到中國的林毅夫），振振有詞地提出「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的辯解。
中國是「尋租發展型國家」
臺灣學者吳介民在《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中，針對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連結的模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釋。台商作為「中間人」，促成中國從廣東賺取第一桶金，這桶美金作為「原始積累」，迂迴造成「中國崛起」。作者從全球價值鏈切入，指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在經濟發展與財政攫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解釋架構連結了全球層次與在地層次，從宏觀到微觀，剖析政商關係的運作，並提出「機構化尋租」、「在地鑲嵌治理」、「公民身分差序」等概念，突破既有文獻對中國發展邏輯的理解。這是我目前看到的分析中國經濟模式的最佳著作。當然，今天的中國並非沒有像吳介民這樣優秀的學者，但中國學者確實沒有寫出這樣一本讓人眼睛一亮的著作。其根本原因乃是中國缺乏最基本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中國的學術研究成了黨的宣傳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沒有智庫，領導人的錯誤無人能糾正——就好像諱疾忌醫的曹操殺掉藥到病除的華佗，就只好等死了。
「尋租」這個概念來自西方經濟學，用於中國似乎更加恰如其分。一九六七年，經濟學家圖洛克（Gordon Tullock）在《關稅的福利代價，壟斷與偷竊》一書中討論了「特權壟斷」的議題，公認是「尋租」（rent-seeking）理論的開端。不過，直到經濟學家克魯格（Anne Krueger）在一九七四年發表尋租的實證研究《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之後，這一術語才開始流行。
用「尋租」來揭秘中國經濟模式，吳介民不是第一人。中國經濟學家汪丁丁早就追問説：「中國腐敗至此，何以保持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這裡涉及的是尋租活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辨析。改革初期流行「官商合理」論，因為初期的改革，關鍵在於突破意識形態障礙，不論是「官」商還是「民」商，關鍵在於允許經「商」。在這一意義上，尋租確實是生產性的。最近十年，中國經濟轉入「創新驅動」的關鍵發展階段，尋租活動的主要性質是腐敗的和壓制創新的。汪丁丁根據學者王小魯的估算數據認為，中國的灰色收入大致相當於腐敗收入，中國GDP的腐敗係數（即由特權尋租而獲得的收入占GDP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五，更可能是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五——若是後者，中國就可以名列世界上最腐敗國家的榜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