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學運成為台灣借鏡，也賦予野百合學運正當性
時間快轉到1989年，北京發生「八九學運」，台灣社會透過實況轉播的電視台，連續幾個月關注中國學生的抗議行動，台灣校園也動員了大批學生到中正紀念堂聲援中國學生。曾建元說，台灣教育部分明有「禁止學生跨校組織活動」的規定，但由於天安門學運主要是反對中共、爭取民主，因此台灣當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學生可以到中正紀念堂去抗議北京政府的不民主」。
六四最終收尾在軍事鎮壓的慘劇，曾建元指出，李登輝總統與行政院都有「嚴厲譴責中共」，並祭出措施接納中國學生來台，只要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台灣會提供中華民國護照、就學補助。他進一步解釋，六四對台灣產生的關鍵影響在於，台灣學生從中國學運的經驗中學習到，「如何用同樣的抗議訴求去面對國民黨」。
1990年3月16日，台灣學生也展開了靜坐抗議活動，將近6000名學生將精神象徵物「台灣野百合」豎立於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
台灣領導人銘記共產黨如何處置八九學運，避免重蹈覆轍
曾建元說，「當時蔣經國之子章孝慈到廣場來，不是呼籲學生回學校，而是給學生加油打氣；而後來的文獻也指出，李登輝總統第2天就想去廣場看學生了，因為他明白前一年在對岸的學運，對國家的國際形象造成非常大的影響。」這改變了國民黨對待學運的態度，也鼓勵台北市民上街頭喊出「要求民主」的心聲。
和前一年的北京天安門學運相比，野百合學運幸運地擺脫了黨國體制統治的悲劇性宿命。曾建元表示，由於國民黨容許大規模動員學生去聲援「八九學運」，建立了學生抗爭、追求民主的正當性，國民政府就沒有理由去鎮壓野百合學運，當時的台灣領導人也銘記共產黨如何處置八九學運，避免重蹈覆轍。
李登輝總統禁止軍警鎮壓驅離，並在5天後接見學生代表，正面回應青年們提出的改革芻議，這場意義空前的抗爭也在150個小時之後，平安落幕。隨後台灣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使台灣的民主化進入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