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歷史上，中國與台灣的政治變遷相互影響，台灣學者、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元18日出席「六四30周年研討會」指出，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對台灣民主化造成深遠影響，他認為，台灣學生汲取了中國學生在「八九學運」的經驗，在1990年組織「野百合學運」對抗國民黨政府，而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也銘記中共六四鎮壓破壞國家形象的後果，於是台灣沒有重蹈六四悲劇，開啟民主進程。
1980年代山雨欲來、躁動不安的兩岸公民社會
1926至1927年間，鄧小平與蔣經國是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在1980年代的兩岸，這兩位分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蔣經國在1984年重用本省人李登輝為中華民國副總統候選人，被視為「催台青」政策的巔峰，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為中華民國總統；同樣時期，鄧小平作為中共實質領導者、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提拔了自由派的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人分別擔任中共總書記與中國國務院總理，確立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
曾建元指出，當時兩岸雖然政體不同，但實際上都是「黨國體制」，公民社會試圖突破黨國體制的網羅。1985年，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胡耀邦推動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學生也熱烈議論政治改革，1986年12月起，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抗議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不民主，這股「八六學潮」擴散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然而立即被當局鎮壓下來。
後來鄧小平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因此隔年辭掉總書記。曾建元說，台灣非常關心這場學運，1980年代的台灣校園也同樣有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1987年5月11日，台灣大學學生身穿噴有紅漆「普選」字樣的衣服，要求代聯會主席普選、校園內的出版自由，他們從校門口遊行到傅鐘，途中高喊「普選」、「我愛台大」等口號，這是「511台大學生日」抗爭傳統的起源。
視角轉移到對岸，北京大學三角地成為自由民主思想碰撞的集散地，學生王丹等人開始在校園內舉辦「民主沙龍」講座。曾建元說，當時兩岸的學生運動其實蓬勃程度差不多，「但是在黨國體制的宣傳下，把我們形容成天堂，把大陸說成是地獄，瞭解歷史真相後會發現，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國民政府）憑什麼說我們的百年國會，比中共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要民主？這無法說服台灣學生與民眾」。
然而曾建元說，兩岸的差別在於，台灣當時處於逐漸自由化的階段，蔣經國 1986年3月主持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要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革新」，並召開小組研究民主化政策。該年9月28日，黨外人士齊聚於被視為蔣家權威象徵的圓山飯店，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1987年7月15日，台灣終於迎來民主政治的重要分水嶺──解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