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歷史書寫往往是為了政治需要而生，阿拉伯人首先要逃避自己的失敗，於是便把帝國的滅亡全數推給蒙古人；遜尼派則要維護自己的身為多數的正統性，於是便把蒙古入侵的責任推給什葉派，認為這次又是什葉派裡應外合，才會導致帝國毀滅。而阿拔斯崩解後，遜尼派確實受到一定程度的重挫，但當年的什葉派尚未在伊朗聚居，基地分散，加上後來又與民間的蘇菲道團勢力相結合，活躍不少，因此讓遜尼派更有「趁人之危「的感覺，加深了國仇家恨的情緒。
其實在遜尼與什葉漫長的互動史中，雙方並非隨時處於交火狀態，兩派信徒長年混居，只要不一起做禮拜、談宗教，基本上不會感受到彼此的差異。但若政治情勢有變，雙方往往逃不過相互動員的宿命：什葉派少數當久了，便想趁機多占點版圖；遜尼派則對失去的江山憤怒不已，反什情緒因而與日俱增。
故阿拔斯崩解後，在原本遜尼派的版圖上，出現過許多什葉派建立的小型王朝，這些統治者都有一共同的特徵，就是大力推行改宗政策，強制要遜尼派改奉什葉派，與當年的遜尼派邏輯如出一轍。以1501年建立的薩法維王朝為例，身為沙阿的伊斯瑪儀一世便宣佈什葉派為國教，大肆迫害、處決遜尼派穆斯林，而這項舉措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今日的伊朗與亞塞拜然幾乎只剩什葉派穆斯林，本為多數的遜尼派不是被處決、就是流亡，走不了的人為求自保也只好改宗。
但什葉與遜尼間雖留過不少鮮血，卻有共同的敵人，也就是西方勢力進入中東後帶來的世俗主義。鄂圖曼土耳其崩解後，中東各地淪為英法等國的勢力範圍，西化與現代化席捲了伊斯蘭世界；而在這波浪潮下，遜尼與什葉都是輸家，於是雙方便互相結盟，共舉反帝反殖的大旗，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伊斯蘭第一名校愛資哈爾大學，竟在1959年加開給什葉派穆斯林的宗教課。在當時的氛圍下，許多穆斯林都相信這會是遜尼與什葉的千年大和解；但可惜從長遠來看，這不過是歷史長夜下的曇花一現。
80年代開始，阿拉伯民族主義衰退，整個中東的反殖氣氛因而變得詭譎多端，宗派主義於是填補了民族話語的缺口，再加上伊朗伊斯蘭革命剛結束，遜尼派世界不禁又回想起被薩法維王朝支配的恐怖，結果雙方齟齬再現，往日情誼一去不復返。直至今日，伊朗威脅論仍是海灣各國政府最琅琅上口的宣傳語；阿拉伯之春也被某些阿拉伯國家定調為伊朗的陰謀。諸多指控背後，其實隱含了「什葉派是第五縱隊「的陳年恐懼，這種情緒更與冷戰與地緣因素相互雜揉，日漸強烈。
夾在兩強間的沙烏地什葉派
沙烏地雖於1932年正式建國，但遜尼與什葉雙方的梁子，卻早在德拉伊耶酋長國（Emirate of Diriyah，又稱內志第一王國）時便結下了，這一切還得從瓦哈比說起。1744年瓦哈比主義的首倡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流亡到了內志，受當地部落首領穆罕默德·本·沙特庇護。沙特遂以瓦哈比思想統合各部、四處征戰，不出幾年便建立了酋長國，定都德拉伊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