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重複，但它為我們燃起提點的明光。當我們的開國元勛們在論辯憲法內容時，他們從歷史中尋求提示。由於憂心他們擘畫的民主共和國可能會頹亡，他們反思了過去民主與共和政體淪為寡頭政治與帝制的過程。
正如他們所知，亞里斯多德認為社會上的不平等會造成政治不安定，柏拉圖則相信政客會踩著言論自由的階梯、煽動民意，登上領導大位，把自己打造成僭主（tyrants）。為了避免國家沉淪為柏拉圖所說的僭主政體（tyranny），開國元勛們因此建立了一套以法律為基礎的民主共和體制，系統中包含種種權力制衡機制（checks and balances）。他們刻意提防，避免單一個人或單一團體獨攬大權或統治者歪曲法律為己所用。美國在建國之後的許多政治爭辯都涉及了其社會中的暴政（tyranny）問題，例如廢奴問題、女權爭議即是。
美國政治的悠久傳統之一，正是當我們的政治秩序陷入危機時，人們就會回溯歷史。如果我們擔憂當下的體制可能受到暴政的威脅，就可以依循開國元勛的腳步，反思其他民主與共和國的歷史，從中尋求指引。對如今的我們來說，追溯歷史汲取教訓有其方便之處，那便是與遠古的希臘羅馬先人相比，我們擁有許多晚近的相關事例可供學習；困擾我們的，則是現代民主的歷史也和過去一樣充滿著失敗與傾頹的事例。
打從北美殖民地脫離開國元勛眼中的英國王室「暴政」（tyrannical）宣布獨立，歐洲先後經歷了三次重要的民主時刻，分別是：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落幕，最後則是一九八九年共產政權瓦解。在這些關鍵時刻建立的民主體制中，有許多以失敗告終，且其中某些重要的部分與我們當下的狀況甚為相像。
歷史可以讓我們熟悉當下的脈絡發展，也可以就相似的情境提出警告。在十九世紀末的情況與二十世紀末相仿，全球貿易的發展讓人們對進步抱持期待。而二十世紀初的處境與二十一世紀初相似，這些對進步的期待受到群眾政治新發展的挑戰，因為某些政黨與政治領袖聲稱自己直接代表大眾民意。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歐洲的民主崩潰，陷入了右翼極權與法西斯統治。一九二二年建立的共產蘇聯，則在一九四○年代將其政治模式擴展到東歐。二十世紀的歐洲歷史，讓我們看見了社會會崩毀、民主能衰頹、道德可能破滅，而平常百姓可能會有持槍站在殺人坑之上的一天。正由於有這些歷史的積累，今天的我們才能從中理解此般結果的成因。
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對全球化造成如下問題的反動：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與無助感如此真實而普遍地呈現在人們眼前，而民主政治卻無能處理這問題。法西斯以集體意志之名拒斥理性，否認客觀事實而喜好領導者們所編織的，將權力還於人民的光榮神話。他們讓全球化的問題浮出檯面，聲稱當時社會的諸多複雜困境皆因全球化對國家不利的陰謀而起。法西斯主義因此成功引領歐洲潮流長達十至二十年，日後其遺留的完整思想遺緒，更隨歷史的腳步日復一日竄長茁壯。共產主義位居要位的時間比法西斯更久，在蘇聯引領潮流近七十年，在東歐則有超過四十年的歷史。共產主義者相信歷史有固定的規律，會引領社會航向固定的未來，故認為須由一群有紀律的政黨菁英引領社會航向既定的方向。
也許我們會傾向於相信，坐擁民主能自動讓國家免於上述威脅，但這是個常見的誤解。事實上，開國元勛的例子讓我們了解到，必須檢視歷史、理解暴政的發生根源，才能找出真正的因應之道。現今的美國人民並不比二十世紀曾目睹法西斯、納粹、共產主義摧毀民主的過程的歐洲人更有智慧。我們的唯一優勢是得以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而現在正是反思歷史教訓的好時機。這本書呈現給各位的和我們現今情勢息息相關，是自二十世紀提煉出的二十則歷史教訓。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曾獲漢娜‧鄂蘭獎章、萊比錫書展大獎、美國藝術文學院文學獎項，著作包括《血色之地：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歐洲》、《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即將出版）等。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