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英後來終於從一位警察手中拿到兒子死狀的照片，年輕孩子躺在水泥地上，臉腫得不成樣，臉上有瘀傷及血跡，身上卻穿著潔白得很詭異的襯衫。林慕蓮說：「唐德英一看見這張照片就哭暈過去了，因為讓她最痛苦的是，孩子死不瞑目。」當地政府後來給予唐德英一筆7萬元的撫恤金，但不是以賠償名義，而稱這是「困難補助」，但這也是首度有人獲得「六四賠償」。
「如今不僅成都人完全遺忘這回事，學術界對全中國境內六四鎮壓的研究不是很多，西方大學也不是很積極研究，因為有些學者也會擔心自己的學術前途，」林慕蓮感慨，「成都1989年的歷史真的被抹去了。」
「外國記者在北京受監視是種common sense」
在天安門事件25周年之際，林慕蓮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此書，過程中用盡一切方法低調進行，「身在北京的外國記者都知道，自己受到監視、監聽。我家、辦公室都在外交公寓，那裡就是被監控的高危險區，我從沒告訴別人我正在寫書，甚至不敢告訴我的孩子，擔心年幼的他們無法保密」，「用電腦寫作的時候，不敢連上網路，也從來不在電子郵件、簡訊或電話中提到採訪計畫，甚至把書稿所在臥室的保險箱內」。
接受採訪的中國在地相關人士也受到當局關注，因此林慕蓮一直擔心他們的安危，「有一次我悄悄訪問『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一見面就告訴我『警察知道你來了』。我立刻明白，警察肯定竊聽了我們的通話」。林慕蓮也多次訪問趙紫陽的祕書鮑彤，他們有時在鮑彤家中見面，有時就在麥當勞聊天，林慕蓮表示：「鮑彤1994年獲釋後，一直被中共監視，身邊始終尾隨著一群便衣人士。」
她說，寫這本書，等於是斷送自己在北京的記者事業，往後也不能在踏上中國土地，所以「我原本真的很猶豫，也不想寫，我也會擔心我的家人」，「但轉念一想，幾十年了，還有人因為他們1989年做的事情受苦，如果我不寫，要等誰來寫？又有誰會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