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言之，被康德們歌頌為「普世性的」法等於權利概念，其實一點也不「普世」，反而藉由普世性的外殼，進行不斷的排除（例如殖民主義）。而這種排除當然違反正義。被排除於權利大門之外的人們，如何才能獲得救濟呢？非常吊詭的，德希達認為，只有將法等於權利的虛假「普世性」，化為「真正的普世性」，並真正普及於被排除者。也就是說，法等於權利的原始設定，雖必然發生排除現象﹙區別有權者與無權者﹚；然而法等於權利理念若為求其版圖的擴大﹙普世性﹚，就不得不負擔起救濟被排除者的義務。
從人權擴大的角度觀之，兩個世紀以來，帝國主義雖然帶來霸道與邪惡，但是退潮之後，倒也未必僅留下斑斑創痕與滿目荒涼。因為幾乎所有掙脫牢籠的殖民地，都在反殖民鬥爭當中，發現了近代法律帝國主義內建的「法等於權利」原理──也就是法治國原理。這個原理愈「普世」，受到愈多人承認，帝國主義東山再起的機會就愈低。除非下次來襲的，是缺乏甚或毫無法治／人權概念的「蠻族」帝國。比方如今的中國。
為什麼中國是蠻族帝國呢？因為兩百多年來，我們還不曾見過任何一國兩制的例子，像中港間的「一國兩制」，居然殖民宗主國法律人權保護的水準，遠遠低於殖民地法律的人權保護水準。中華帝國的法律，「愈分享大家愈萎縮／愈藏私大家愈快活」──如今，它可是硬要與香港「分享」它的野蠻惡法了。
引渡修法是新納粹啼聲初試
前近代大部分帝國毋寧都不是法律帝國。但囿於知識與技術水平，即使成吉思汗帝國，統治力也遠不如「韓極混」﹙韓國瑜﹚治理下的打狗市。整體的為惡，也絕不如史書的危言聳聽。然而，這也是為什麼人類對納粹如此心有餘悸的原因。因為納粹初次證明了，現代政治，完全可能將工具理性的統治技術，與人性尊嚴權利保護完全切割。如今的中國，處處都亟欲證明：他們早已勝過了納粹祖師爺。
《逃犯條例》從「一國兩制」改惡成「內地延長」，無非新納粹的啼聲初試。送中即是亡港。香港居民如不奮力抵抗，那麼條例修正之日，便是香港滅亡之時。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刋《新新聞》「白目豆沙包」1683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