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區立場左右為難
事後，這批老幹部曾遭「中央文革小組」多次的批鬥，結果譚震林遭到整肅，被打成「黑幹將」，其餘的老幹部則在周恩來力保下渡過政治難關。此後，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不只取代了政治局，而且也取代了中央書記處。
問題是，從「支左」命令下達以來，地方軍區的立場也左右為難，到底哪一派是「左派」呢？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革命造反派」呢？尤其是當時中共高層派系鬥爭正日趨激烈化，地方軍區若貿然支持哪一派或鎮壓哪一派均可能肇致嚴重的後遺症，輕者丢官失職，重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舉例來說，當時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武裝鎮壓當地所謂的「革命群眾」而遭整肅，被打成「一個混進黨内軍内的反革命分子」。「趙永夫事件」對地方將領而言，無疑是一個活生生的經驗與教訓。
雖然在「支左」命令中曾授權軍方在「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動武時，「軍隊應當堅決反擊」。但是，「趙永夫事件」令地方軍區不敢再輕易動用武力，來鎮壓紅衛兵的盲動，來穩定混亂的局勢，以恢復社會秩序。有鑑於此，地方軍區改弦更張採取權宜之計，組織由本身操縱的紅衛兵，來對抗其他紅衛兵組織。這就形成「武漢兵變」的近因。
武漢兵變終於爆發
因為，地方軍區所支持的紅衛兵組織，往往與「中共文革小組」在各地區所支持的造反派，處在相互敵對的立場，這也就成為問題的癥結，到底哪一派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呢？這種現象實不難了解，站在地方軍區軍政首長的立場，為了保權保位，並避免本身成為造反派揪鬥的對象，惟有採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來自保。結果，各地派系鬥爭反而加劇，並升高為流血式的大規模武鬥，兩派均動用輕重武器，企圖徹底鎮壓敵對派系，局勢乃更加惡化，最後終於爆發了「武漢兵變」。
此一期間，江青趁機搧風點火，公然號召紅衛兵說：「成都、武漢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結果，在武漢軍區内，由「中共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即喊出要揪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口號，並公然綁架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當時，陳再道怒不可遏，下令武漢軍區政治部發通知，「誰要喊打倒陳、鍾就抓起來」。此外，陳再道並扶植由幹部子弟組成的「百萬雄師」，壓制造反派紅衛兵，如「三鋼」、「三新」、「三聯」，陳並且下令發槍給「百萬雄師」，結果，武漢地區的武鬥乃告白熱化。六月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指示武漢軍區制止武鬥，並批評「百萬雄師」，下令「百萬雄師」撤兵。
周恩來親自調解武鬥
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及空軍政委余立金等人，以中央代表團的名義前往武漢視察，當時周恩來已親自到武漢調解武鬥。而王力、謝富治等人一到武漢後，即「毫無保留地支持革命派」。十五日，王力、謝富治並且參加了造反派舉行的武裝遊行，而與「百萬雄師」產生流血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