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沒有示威抗議並不代表這個議題不受關心。二〇一三年底，專門研究中國外交決策的澳大利亞專家安德魯‧查布（Andrew Chubb），受委託就中國民眾對南海的態度進行商業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五十三的中國民眾表示「密切」或「很密切」注意南海局勢發展，另有略低於百分之六十的民眾表示「密切」或「很密切」關心東海爭議——前一年因釣魚台爭議，中國爆發嚴重動亂。同樣的人民很有可能因南海爭議鬧上街頭。可是，他們卻沒有動靜。查布認為在刻意遏制黃岩島引起的怒火之後，立刻鐵腕取締街頭抗議，顯示民族主義的感情受到政府刻意的操縱。
這段期間，一小群解放軍現役或退役將校經常在中國傳媒上發表鷹派、甚至威脅性的評論。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羅援少將在一篇談論黃岩島事件的文章中宣布菲律賓已在戰略上「發出第一槍」。它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我們不能讓它立下先例，挑釁了我們之後又通過談判重修舊好。光是這篇文章就吸引了數十萬微博和網民的熱切討論。空軍上校戴旭也是知名的電視評論員。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環球時報》發表戴旭一篇文章，痛罵越南、菲律賓和日本是「美國在亞洲的三隻走狗」。他宣稱：「我們只需要宰上一條，其他兩條馬上就老實。」戴旭還化名龍韜，發表了更加嗜血、露骨的文章。他曾經不點名針對在「U形線」內開鑿油氣的一個東南亞國家提出警告：「這些鑽井平台變成火炬時，誰的損失最大？」
這些軍官終其事業歷程都在軍事院校裡，以確保解放軍遵守黨的路線。二〇一二年四月，羅援接受《南方周末報》專訪，提到他的工作是：「我軍是由共產黨創建，我們出生後每個人都應該曉得我們為誰而活、為何存在。」羅援是中共的官二代，他父親羅青長曾任共產黨對外情報單位首長。戴旭也有很有趣的背景關係。當他以筆名龍韜撰文時，經常自稱是一個名氣不大的智庫「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戰略分析家。中國能源基金委員會的負責人是葉簡明。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五年期間，葉簡明是「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上海分會副會長。中國事務觀察家，如華府的智庫「二〇四九年項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認為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是中國非常重要的軍事情報機關——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的外圍組織。安德魯‧查布研判葉簡明有可能是解放軍海軍前任司令員葉飛的孫子，或者甚至是總政治部聯絡部前任部長葉選寧的兒子。
換句話說，至少中國兩個最知名的「鷹派軍人」和中國軍事情報及宣傳部門的核心有直接的個人關係。他們自己也承認，這些「鷹派」是在解放軍與共產黨的紀律內運作，而且鑒於他們與傳媒關係深厚，他們的角色顯然是要渲染中國是個威脅的形象。為什麼北京領導人要放大「鷹派」的聲音呢？最可能的原因是，它們可以達到兩個目的：國內的及國外的。他們鼓吹人民的愛國精神，也鼓勵「憤青」在網路上發洩情緒。領導人可以藉此聲稱因為國內壓力，只好採取強硬路線——這一來它就方便和其他國家談判了。他們也創造出一種印象，即「鷹派」代表軍中一股真正的聲音，軍方是會想要奪取決策權的。如果其他政府，尤其是馬尼拉和華府，變得害怕刺激這些「鷹派」的不理性行為，他們的政治決心或許就會減損。換句話說，傳媒上出現的「鷹派」的一個功能即是恫嚇區域內的對手，並且靠著虛張聲勢以彌補中國軍事力量的不足。他們也讓中國的整體戰略更加撲朔迷離，因此更難對付。因此之故，媒體上的強悍表態未必是北京領導人拚命要控制極端民族主義浪潮的跡象，而是細膩運用民族主義情緒做為外交工具。如果它要允許街頭抗議，黨的領導人也會面臨越共碰上的相同問題：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網路上的激越評論比較容易關掉。北京寧可顯得受到民眾的指責，也不願真正有公然失序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