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總統彭斯去年10月4日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和今年以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參議員盧比奧在多個場合的講話，都對美中「文明的衝突」有清晰的解讀。而對他們的解讀做了理論上的概括的，則是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斯金納女士（Kiron Skinner），4月29九斯金納在「美國未來安全論壇」上發表講話說：中國與美國的競爭，不僅局限於雙方的國家利益，也存在於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等更為廣泛的領域。中國現在的意識形態和文明結構，與西方世界所認知的完全不同；這種「文明的衝突」，比起當年的蘇俄來，對美國甚至西方將具有更大的威脅。
對於金理奇、斯金納、彭斯等人的「文明的衝突論」，左派人士仍然不能接受。歐巴馬時代的國防部副助理部長鄧志強（Abraham Denmark）批評說，斯金納的言論，反映出「根本誤解了中國本身和美國面對的挑戰」。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史文（Michael Swaine）說，這是「相當駭人、基於種族主義者的評估」。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副主任萊斯特（Simon Lester）表示，美國一向有部分人士持續尋找一個強大的敵手，可能與美國競爭優勢的地位及世界的控制權。
而偏左的《經濟學人》也反對文明衝突的說法。《經濟學人》提出三個反駁理由：第一，中國承襲了大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二，把美中衝突定位為文明衝突，會導致西方無法與中國的自由派溝通合作，也無法解釋台灣這樣「深植於中華文化中的民主政體」。第三，美中這樣的對立無益於全球經濟，美國盟友也未必會支持。
然而，這三個反駁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首先，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馬列主義在中國已經徒有其表，連中共最高領導人都不再相信，民間更是將其視為笑話。其次，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黨內再無所謂的自由派，與中國的自由派溝通合作是西方一廂情願的想像——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都曾經被他們認為是自由派；而台灣的民主成就並非來自於中華文化，而是來自於日本的統治與美國的影響。第三，美中貿易戰的固然在短期內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傷害，但若任由「中國病毒」氾濫而不加制止，未來中國力量更大，對世界的傷害也更大，所以長痛不如短痛，再遲就無法打敗中國了。而一旦美中對峙的局面形成，美國的每一個盟友都不得不選邊站，有多少國家願意跟中國站在一起呢？
正是以上那些政治正確和絕對多元主義的論點，對當年提出「文明的衝突」理論的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口誅筆伐，使得其鬱鬱而終。亨廷頓早在一九九三年就提出「文明的衝突」的觀點，認為文明的背後是宗教信仰。而信奉後現代理論的左派們，對宗教信仰不屑一顧，認為宗教信仰已經是過去時，是愚昧落後的象徵；他們更不認同不同的文明之間存在尖銳衝突，他們自以為是地倡導「多元化」與和平主義，認為從此以後天下太平、歲月靜好。
然而，九一一恐怖襲擊發生，證明瞭亨廷頓的遠見卓識；中國這頭怪獸從2008之後張牙舞爪，再度證明亨廷頓的想法並非杞人憂天——中國挑戰西方文明的武器，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儒家帝國思想。
這也正是中國向全球設置和推廣「孔子學院」的原因。遍佈世界各國的孔子學院，在教西方人學漢字、講漢語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教義的同時，還教西方人唱彭麗媛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江青親手打造的文革樣板戲。「中華文明」不但將西方文明一律拒於國門之外，並且一直企圖將西方文明打垮並消滅。
一言以蔽之，中華文明就是最邪惡的帝國主義。終結中華文明的擴展和腐蝕，世界才能得到和平，中國人才能得到自由。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