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漁民前往太平島維護自己國家的權利，但必須以緊急危難為理由申請淡水補給，才可以登岸，而其中載有鳳凰衛視三名記者的吉利號，必須停泊在外海。這表示，緊急危難的救助，不適用於大陸人，或受雇於大陸的人。換言之，誰能成為台灣權利保障的主體，是一種肉體的判斷，而不是價值的判斷。
茲事體大，假如，凡是大陸人或具備某種大陸身分的人，必須排除在台灣所承認的權利主體之外，就表示台灣奉行的人權，不但不是普世價值，反而是對人權選擇性地忽略及壓迫。實踐上，如此透過歧視來區隔兩岸人民，並不限於這個個案，甚至是早在國民黨時期，就已經建立的慣例。外省籍官員用來自欺欺人的人權價值，如今正在把他們自己變成是沒有資格享受人權的異族。這是怎麼發生的呢？
這是台獨勢力與外省籍官員共謀的罕見案例。他們各懷鬼胎，先後將大陸人建構成權利主體範疇外的其他人種，醞釀一種達到高等文明的台灣種族優越感。這樣的種族優越感當然是虛構的，因為兩岸人民無論血緣文化都難稱為兩個種族。然而，如果大陸人一概沒有資格在台灣享受權利，享受權利的資格就形同定義台灣人的一種法律基因，大陸人既然沒有資格。人權的種族化於焉發生。
眾所周知，在李登輝執政時期，就打定主意要去中國化。他的一大梆子外省籍官員為了討好李登輝，又不違背自己對於中國文化的認同，就出謀劃策，鼓吹以兩岸的制度與價值差異，來做為與大陸對抗的意識形態，取代國共對峙。對李登輝而言，去內戰就是去中國化，符合他的大戰略。但對他的外省籍官員而言，制度與價值之爭可以影射內戰還在打，所以足以說服自己，李登輝不是台獨。
回溯當時的公共論述，可讀到字裡行間的身分暗號。在1990年代，凡用國家安全為理由在討論兩岸關係的，後來基本上都在21世紀後出櫃，成為理直氣壯的台獨。可見所謂國家安全，就是兩岸屬於兩國的隱喻。相對於此，幾乎所有外省籍官員都回歸到制度與價值之爭。後者遭遇的困境是，假如有一天大陸的人也享有人權，那他們怎麼面對台獨？怎麼讓台獨接受自己是新台灣人？
影響所及，就產生了一種心態，絕不能承認、甚或容許大陸人享有人權。第一個高潮是1994年發生千島湖事件，24個台灣遊客遭謀財害命燒死在船上。台灣官方一面倒地指向大陸官方涉入，謂其處理過程罔顧人權。陸委會與海基會異口同聲，說是合法遊客遭非法謀殺。實際上，被害的還有8名大陸船員，台灣媒體刻意迴避報導他們。而且，台灣遊客並非合法觀光，因為當時並未開放赴大陸觀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