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繼平的例子不是個案，而是一個世代香港年輕人的共同轉變。
香港自六七年中國介入的左派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之後，之後近半世紀沒有再出現大規模政治暴力衝突。六七暴動後，香港人瞭解中國沒有能力收回香港，所以把香港視為可以長期生活及認同的地方。而港英統治者也逐漸改變對香港的治理方式。
七一年底上任的總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說：「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素質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準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
麥理浩的建設為香港帶來「黃金十年」，不只開發地鐵、海底隧道、新市鎮，並推動社會福利。麥理浩把港英政府建設成一個以行政主導的諮商民主制度，在他十年建設的基礎上，香港於八○年代發展成國際金融貿易中心。
正如香港評論家劉細良所說，麥理浩用「民生抗共」而非「民主抗共」。發展經濟民生第一，又有英國統治下完善的司法制度保障，讓港人三十多年來都習慣走體制內路線，六七暴動的陰影也讓他們對街頭抗爭有所警戒。
從「和理非」佔中到旺角「暴亂」
即使上街頭，「和理非」一直是不可侵犯的教條，亦即「和平、理性、非暴力」。二○一四年，朱耀明等佔中三子發起和平佔中運動以爭取普選，當時強調的就是「和理非」。他們還舉行一場又一場的「商討」（審議民主協商），由參與者共同來決定議題、策略。
不過和理非路線卻在學生領袖黃之鋒發動罷課、登高一呼占領公民廣場後改變了。這也演變成雨傘運動。雨傘運動雖與警方有衝撞，但基本上是個和平運動，除了零星個案，群眾沒有挑釁警方。但這場長達七十九天的運動卻幾乎是一事無成，這也讓部分政治社運團體、人物逐漸激進化。一六年春節的「魚蛋革命」就是一個代表。
當年大年初二淩晨兩點○二分，旺角傳出一聲槍響，一名交通警察藉此警告群眾卻引發警民衝突，胡椒噴霧、垃圾桶、人行道地磚等紛紛上場，衝突瞬間升級。當時特首梁振英很快就把這場騷亂定性為「暴亂」。這場「魚蛋革命」也助長年輕本土派氣勢。
當年九月香港立法會選舉，是港人對體制再一次信賴。這次選舉投票率與投票人數都創新高，地方選區投票率逾五八％，較上屆高四．九五％，總投票人數逾二二○萬人。非建制派、主張民主自決、本土路線的新人出頭，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一度對政治改革無望，如今再度燃起一絲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