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前，泰國倒向同盟國，雖又是一次「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的成功展現，免於戰後嚴厲的政治清算，然而，一九四六年將「奪回」四府交還法國的協議，卻造成新政府的尷尬，再次經歷如同一八九三年失土的「國恥」。這種泰國屢次被法國帝國主義竊取土地的心態，在後續泰國與柬埔寨邊界的柏威夏爭議又再度出現。一九六○年代前後關於柏威夏寺的所有權爭議，以及二○○八年因柏威夏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而再一次引起的論爭，都反應了前述一八九三年及一九四○年代與法國土地爭議而展現的失土史觀及「國恥論」。
《從暹羅到泰國》無論作為學術研究，或是普遍閱讀的書籍都十分具有價值。二○一五年英文原作出版後，就引起學術界高度興趣，在許多相關學術期刊中，都有其他學者對這本著作的介紹與評論。這本歷史學著作，結合了外交史和文化史兩方面：一方面交待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以及其後柏威夏爭議事件，暹羅（後來的泰國）和法國、日本、英美、柬埔寨等外國交涉的歷史；一方面也探討不同時代的國家精英，如何把歷史以「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等論述方式呈現，以作為其政治目的和建構當代泰國國族的工具；尤其是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沙立政府將其統治與王室形象高度結合前，以披汶為代表的泰國精英及其統治論述。在理論系譜上，這本著作承繼了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國族主義形成的學術脈絡，及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圖繪暹羅》（Siam Mapped）現代地理學形成「地緣機體」（geobody）的當代國家概念等相關議論。正是在這些學術巨人之上，也就是現代製圖概念的邊界成為理解當代主權國家的前提下，《從暹羅到泰國》由「失土論」所建構出來的「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才更顯重要。
＊作者林育生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本文選自《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聯經出版）導讀。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