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禁與刑罰:《社會不平等》選摘(2)

2019-08-04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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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指出,不平等社會的高監禁率,反映出的似乎是更嚴厲的刑罰,而不是更高的犯罪率;不僅如此,獄政的粗暴及死刑的使用,似乎也指向同樣的結論。(資料照,美聯社)

本書指出,不平等社會的高監禁率,反映出的似乎是更嚴厲的刑罰,而不是更高的犯罪率;不僅如此,獄政的粗暴及死刑的使用,似乎也指向同樣的結論。(資料照,美聯社)

只需走進監獄,即可判斷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
──杜斯妥也夫斯基,《死屋手記》(The House of the Dead)

美國的監獄人口從一九七○年代初期開始逐年上升。一九七八年有逾四十五萬人入監服刑,到了二○○五年,監獄人口已超過兩百萬人:成長了四倍。在英國,監獄人口自一九九○年起翻了一倍,從大約四萬六千人攀升到二○○七年的八萬人。事實上,二○○七年二月,英國監獄人滿為患,內政大臣不得不發函給各級法官,懇求他們只把最重大的罪犯送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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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跟其他富裕國家的發展形成強烈對比。一九九○年代期間,瑞典的監獄人口維持穩定,芬蘭則出現下滑;丹麥只上升八%,日本則上升九%。到了近期,愛爾蘭、奧地利、法國和德國的監禁率更是紛紛下滑。

罪或罰?

監獄人口的多寡,受到三件事情影響:實際犯罪率、對特定罪行判處監禁的傾向,以及徒刑的長短。三者中有任何一項出現變化,都會改變監禁人口的比例。我們在第十章說過,越不平等的社會,暴力犯罪越司空見慣。監禁率飆升之際,美國與英國的犯罪率究竟有怎樣的發展?

犯罪學家阿爾弗雷德.布朗斯汀(Alfred Blumstein)和艾倫.貝克(Allen Beck)研究美國監獄人口的成長態勢。州立監獄在一九八○到一九九六年間的人口成長,只有十二%可以歸因於犯罪率上升(主要是因為毒品相關案件日益猖獗)。另外八十八%的監禁人數成長,則是因為比較多犯人被送去坐牢,而不是處以非監禁的刑罰,也因為徒刑的年限變長。在聯邦監獄,較長的徒刑是監獄人口上升的主因。「三振出局」法、強制性最低量刑和「精確量刑」法(即不得假釋),意味著某些犯人會因輕罪而被加重判刑。二○○四年,加州有三百六十人因商店行竊而被判終身監禁。

在英國,監獄人口的增長同樣是因為刑期變長,另外,往年會判處罰鍰或社區服務的罪行,如今越來越常以監禁作為處罰。英國每天都基於商店行竊而送出大約四十份徒刑判決。在英國,犯罪率的下滑跟監禁率的上升同樣不可阻擋。

倫敦經濟學院社會管理系榮譽退休教授、犯罪學家大衛.道恩斯(David Downes)曾描述荷蘭的監獄體制。他形容在荷蘭的低監禁率與英國的高監禁率間,三分之二的差距源於徒刑的使用以及刑期長短的不同,而非基於犯罪率的高下。

公益組織「量刑計畫」(Sentencing Project)的馬克.莫爾(Marc Mauer)對照各個國家,發現和加拿大、西德以及英國和威爾斯相比,美國民眾更常因財產犯罪與毒品犯罪而被判徒刑,而且刑期更長。舉例而言,竊盜罪在美國的平均刑期是六個月,加拿大則是五個月。而且,研究人員分析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幾個歐洲國家後,發現犯罪率的變化只占監禁率變化的一小部分因素。如果犯罪率無法說明監禁率的差異,貧富差距會是更好的解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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