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分析了二百零八份相關研究後，發現最能讓壓力賀爾蒙濃度大幅提升的活動，是「具有社會評價威脅的活動（對自信或社會地位構成威脅的活動）。例如想到有人可能會在活動中，給予你負面評價。」在具有社會評價威脅的活動裡，皮質醇濃度上升的程度，是其他活動的整整三倍。迪克遜與奇米尼認為會造成這種差異，關鍵在於我們的社會自保能力（並非肉體自保能力）；由於我們的社會價值、自信與社會地位深受他人評價的影響，所以當這些要素在活動中遭到質疑與威脅時，就會激發我們的自保能力。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人們的收入來自何種層級，都對社會地位備感焦慮。這肯定代表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中，人們承受的壓力會隨之劇烈增加。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在競爭激烈、貧富差距大、注重物質的社會中，社會階級的影響力更大，人們也更容易比較自己與他人。因此，在別人眼中好好表現、披上成功的表象，也就成為功成名就的真正意義。
我們藉助支配行為系統了解為何人類會變得這麼容易受社交威脅影響，從這個論述出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社會階級較高、感覺自己握有掌控權、受到別人的賞識，就比較不容易感到憂鬱或焦慮；若情況相反，則比較容易出現憂鬱或焦慮的症狀。
一般來說，大家都相信職位越高的領導者，背負較多期望與責任，因此壓力肯定比其他人還大；但是，假如領導階層因為階級較高，因而感到自己握有較多掌控權，那壓力程度照理來說應該要比較小。
研究人員研究了參與哈佛大學管理教育課程的學員，比較領導者（管理他人者）與非領導者之間的差異。將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與心情等變數排除後，他們發現領導者體內的皮質醇濃度較低，焦慮程度也比非領導者還低。若單看領導者群體，研究領導角色、對掌控權的感知以及壓力三者間的交互關係，會發現位階較高的領導者（管理更多員工、負責之團隊規模較大、職權較大），皮質醇的濃度和焦慮感都比較低。領導位階較高的人會感覺自己擁有較大的主控權，因此能推斷他們的皮質醇濃度與焦慮程度相對較低。結論是社會階級較高者，掌握較大的權力與主控權，因此感受到的壓力也較少。
另外，斯德靈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心理學家艾力克斯‧伍德（Alex Wood）與其同事的研究，也讓我們更了解社會階級的重要性：他們指出，如果社會階級對生活幸福感影響甚巨，那麼也應該將收入視為影響心理健康的要素，因為收入幾乎等於階級、或是可作為階級的指標。收入多寡基本上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級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