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暑假，障礙者社群最令人關心的議題，也許就是兩廳院輪椅座席的爭議。輪椅座席議題，在立委與文化部等單位協商下，平靜下來。但是事件本身所透露的訊息，卻無法平息。反之，這個問題與解決過程中，所透露出來的是我們社會無時無刻不在的對障礙者的偏見，偏見成為社會對障礙者歧視的根源。
在今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針對本世紀通過的障礙者權利公約，規畫一系列的座談與論壇，這個障礙人權公約的簽屬與推動，究竟是否能提升障礙者的公民權利，這個兩廳院輪椅坐席的事件，剛好給台灣社會一個機會，重新思考我們社會如何看待障礙者與他們的基本人權。
事件的起源，在於兩廳院整修座席，但是卻沒有趁這個機會，針對障礙者的座席與進出的無障礙設施，一起做整體的考量與規劃。在許多障礙者，頂著大熱天在兩廳院舉牌抗議及兩廳院對事件的回應態度中，我看到更深層的社會偏見，這個偏見反映在工作人員對事件的回應。認為障礙者座席會影響廳院的收音效果，認為輪椅座席不能放在走道較為寬敞的地方，需要放在不影響逃生出路的位置。這幾個理由，剛好是反映出障礙者不能或無法參與社會各種活動，不是他們的身體功能限制，而是整個社會環境的不友善，外部結構的問題，卻要怪罪輪椅與坐在輪椅上的人。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全球社群對障礙議題的討論，已經聚焦在如何移除外部環境阻礙的此時，我們的公務人員，卻將問題指向障礙者，而不思考如何解決收音及逃生問題。工作人員認為自己沒有違法，但是他們忘了，守法只是最低的行為標準，守法卻不積極處理問題與回應人民的需求，這樣的態度才是今天社會無法前進的最大阻礙因素。拿著是否違法作為回應人民問題的處事態度，這反映出有權力者的傲慢。認為障礙者只需要坐在最遠與最不容易觀賞的位置，對障礙者參與文化活動帶著有就好的態度，那就是社會回應障礙者問題時，最根本的偏見，傲慢與偏見，造成社會歧視的根源。即使台灣簽屬障礙者權利公約，又有何意義呢？
回到問題的根源，為何台灣的設計界，在設計給人使用的各種公共展演場所、藝文表演中心、視聽中心、學校的教室、階梯教室、演講廳堂時，往往都是障礙處處卻未見改善?我們社會及規範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的規範，只看無障礙廁所的設置，忘了各種展演空間與演講廳內，階梯處處，即使障礙者可以使用廁所，但是看表演確實不便，又有何用呢?整個設計界，與設計學生學習的過程中，究竟有多少學生接觸過或了解過各種人的本質與問題，可能才是根本。當我們習慣於對人的想像只侷限在「健常人」為主時，各種場所只考慮一般人如何欣賞、進出、使用，卻忘了一般人只是常態中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將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並不在設計者的思考中。設計學習的過程中，偏重技術層面的課程，更需要有多元的人文素養，才能解救台灣整個社會設計過程中，過於窄化的人文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