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痛我們的，比撫觸我們的，讓我們感受得更深，也令我們更警醒。——法國散文家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一個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社會，其實是個滿載創傷的社會。1967年西德心理分析師米雪莉西（Alexander Margarete Mitscherlich）夫婦在他們出版的《無力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trauern）一書裡指出，一個對過往創傷（此書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德國留下來的創傷）無力哀悼的社會，會影響到的，不僅是當事者自己的世代，而且還會繼續往下影響到後世子孫。因為當大家對發生過的重大歷史悲劇噤聲，別過頭去不想（或不敢）釐清真相，後代子孫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不知不覺中學到的，就是不要相信自己真實的感受。畢竟當一切都被遮掩得四平八穩時，追問真相可能只會惹來麻煩。然而，粉飾太平果真可以給社會帶來和諧嗎？麻煩就在，一個不相信自己真實感受的人，也不會相信別人真實的感受。而一個從小在自己生活環境裡無法領略坦白地「就事論事」是可貴價值的人，長大以後很難相信棘手的事可以透過「就事論事」逐步找到解決之道。
因此，當社會有進行轉型正義的必要，但大部份的人卻裝做沒事，沒有探尋真相的勇氣，最後大家得到的，不是社會真的在「時間療癒一切」的默然之中自行走向和解；而是得到了一個互信基礎薄弱的社會。世代抗爭、族群對立、教科書衝突……等等，是創傷社會經常連番輪流上演的戲碼。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理解，過去的不公不義之所以需要處理，不只是為了逝去的那段歲月，同時也是為了飽受悲劇後果糾纏的現在、以及只能懷著忐忑恐懼心情望向的未來。是的，過去不會因為被刻意掩埋而消失。反之，沒有被好好處理的過往只會潛入土裡，日後長出更加怪異扭曲的結果繼續糾纏後人。同樣的，沒有被好好釐清的「歷史記憶」只會成為負面的記憶與社會集體心靈的陰影，最後淪為不斷循環的以惡制惡。如何從負面的歷史記憶轉化為正面的歷史記憶，「正義／公義」（justice）的介入是最關鍵的——不管在憲法制定、司法裁決、社會價值觀的重建、教育文化的論述、以及透過以上各方面努力而獲致的和解修好上。
在這方面，世界上沒有國家像聯邦德國這樣，從二戰結束後，短短五十年內必須經歷兩次性質大不相同的轉型正義，並以此成功地將自己轉化為國際社會值得信賴的夥伴。
聯邦德國進行的第一次轉型正義，肇始於二戰之後西方盟軍對納粹戰犯的審判、以及推動德國公部門與企業高層「去納粹化」的工作。但因不久後冷戰爆發，這波轉型正義只持續到1948年。之後要等到一九六○年代，隨著耶路撒冷大審判、法蘭克福大審判、六八學運、以及一九七○年代美國拍攝的《納粹大屠殺》（Holocaust）電視影集在西德獲得極高收視率，西德社會才又重新踏上轉型正義之路。為了回應過去各國受難群體施加的壓力，西德對納粹戰犯的追訴也改為不受效期限制；對納粹時代所犯過錯的反省，也透過聯合國對教科書的規範與「國際大屠殺紀念日」的制定，有明確而恆久的遵循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