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極端政治的誕生》這本書，作者試圖解釋為何美國進入極端對立的文化、價值、政治的對立與衝突。他們認為世界觀又可分為流動與固定兩種類型，固定的世界觀代表保守、不喜歡變遷、喜歡熟悉的事物；流動的世界觀代表願意妥協、保持開放等等態度。作者認為，抱持流動世界觀的人越多，不同政黨之間越可能接納對方。但是兩大政黨在一九九○年代不斷地強化鞏固各自陣營，使得流動世界觀的空間越來越小。例如一九九四年代表共和黨參選眾議員的金瑞契（Newt Gingrich），提出〈美利堅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一舉帶領共和黨贏回失去四十年的眾議院控制權，與當時的民主黨柯林頓總統分庭抗禮，被認為是加速兩大黨對立的重要分水嶺。
讀者可能想問，世界觀來自哪裡？作者認為，世界觀來自成長與生活經歷，也受到社會階層、文化差異及對新觀念的包容度等基本價值的影響。由於是從幼年時期開始養成，因此世界觀不容易被改變，而且可能與教育程度有密切關係。教育程度較高的民眾，可能較願意接受不同的觀念。不過，作者指出個人天生就有認同自己人、排斥非我族類的現象，他們說，「幾十年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團體身分認同對我們很重要。當我們自己認定是某個群體的成員，這個身分就會變成我們感知的核心，影響層面逐漸擴大到一些最無關緊要的事情。我們會很自然地偏袒自己人，詆毀不相屬的群體，於是乎形成人性的核心特徵，也衍生出求生存的基本策略。」換句話說，教育改變思想觀念的機會並不大。而且作者發現，接收新資訊也不見得會影響既有的認同，而在假消息充斥的時代，民眾不見得信任資訊，可能只相信具有相同信念的朋友圈內流傳的消息。
經濟的角色？
作者指出，世界觀與認同政治結合，讓右派政治趁機崛起，在美國、英國、德國、丹麥、法國等國家，都有反對開放移民的政黨出現。筆者認為，移民問題部分反映出過去冷戰結構解體之後，許多國家的民主體制以及經濟不穩定，部分國家陷入內戰，有的則是經濟發展陷入困境。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全球化經濟帶來國與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更大的貧富差距，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英、法等國的抗議運動都是冰山的一角。
貧富的問題也與政黨選擇有關，就連階級色彩較歐陸淡化的美國也不例外。Andrew Gelman （二○一○）結合總體資料與問卷調查資料，建立多層次迴歸模型，解釋富有的人在貧窮的州傾向投給共和黨，但貧窮的選民在富有的州卻仍然投給民主黨。Gelman發現州與州之間的文化差異越來越大，而高收入的選民也越來越各擁其主，意識形態的差異越來越明顯。Gelman的研究凸顯了經濟對投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貧窮的州。而本書作者說明了經濟議題可以被操弄，驅使經濟弱勢的白人為了種族議題，轉向其實訴求減稅的共和黨。經濟不平等是否會影響民眾的世界觀，值得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