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描述當代極權主義運動有兩個主要的行動內容，一個是意識形態的宣傳，一個是民族主義運動。這兩個行動內容相互為用，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反對力量的國家。極權主義因為缺乏專制體制的絕對性，需要透過特定的運動去達到目的，早期國民黨統治台灣便是顯例。
邏輯上，極權主義的國家一定搞極權主義運動，這是它的生存之道；但搞極權主義運動的政府未必是極權國家，它只採用極權主義的某些方法進行政治治理。前者我稱之為顯性的極權主義運動，後者則是隱性的。
隱性的極權主義運動不像顯性極權政體那樣公然施作手段，也不會公然違背現行法律，但常挾其執政優勢或民意支持，創制合身的法律，打擊敵對的政治團體，甚至生產「例外機關」，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方式，進行政治追殺。由於在民主社會執行政治追殺須先獲得民意基礎，於是，意識形態的形成和運作就成了極權主義運動必要的手段。
台灣過去威權時代用政治暴力迫使台灣人民在政治認同上不能有中國以外的思考，企圖把人民變成不會思考的「單面向」（one dimension）政治動物，這種做法在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或者多數不服從的情況下極為有效。隱性的極權主義運動作法則反其道而行，雖然目的也是把群眾變成單面向的政治動物，作法不是消除人民彼此的政治認知差距，反而是加大社會的矛盾；他們大膽設想一種政治判斷，認為自己是多數，不在意製造社會衝突，因為少數的反對者終將在衝突中被多數人淹沒。這種手段雖然不像顯性極權主義進行族群屠殺那樣驚心動魄，結果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台灣還在學習民主的生活方式，但當今執政者似乎並不願意把民主的精神和真諦落實於台灣，為了執政，不惜回到極權的老路，操作意識形態。民進黨陣營長期操作民族分離主義，以似是而非的非自然法則解釋台灣的族群生成，強調中國人（目的性指稱）和台灣人人種的不同（他們在日本人、荷蘭人、西班人和台灣原住民間企圖找到非漢人的血統），再以歷史法則擴大衝突面和效應縱深，從中獲取政治利益。
例如二二八事件被民進黨陣營操作為暴政必亡的歷史邏輯，因此得以受害者代理人的身份，搶到二二八的歷史解釋權，迫使國民黨在台灣歷史的論述中失去能動性，處處挨打。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脈絡裡，意識形態是一種「觀念邏輯」，即把「觀念」做為解釋工具。在工具化過程，觀念邏輯始終處於動態的運動中，隨時針對某種事件或人物創造適當的解釋邏輯。二二八事件被民進黨陣營以「外來政權」做為解釋事件的主要「觀念邏輯」，事件的歷史事實就和他們設定的觀念邏輯形成對應，即鄂蘭所說，辯證邏輯過程中的「前提」，而成為判斷歷史真假的準則，從此容納不下任何不同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