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不能更壞了。」新任海基會董事長田弘茂如此註釋他未來的工作和挑戰，話還沒涼，今年十一月於秘魯召開的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特使人選又將成為兩岸關係「壞，能不能更壞」的試金石。這位蔡英文總統欽點的特使，是始終不忘在兩岸事務爭聲量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正如同過往，宋楚瑜一出場，各方討論不斷，從自忿之辭「綠營沒人了嗎？」到譏嘲之語「宋楚瑜能成事嗎？」不一而足。
前外交部次長沈呂巡不脫職業外交官本色，形勢再艱難必要堅守陣地，闖出一片天地，他接受《風傳媒》訪問時，一語道破：「地主國才有權講話，大陸在那邊指指點點什麼東西呢？」他以一九九三年美國在西雅圖首創領袖會議的先例強調，從一開始「西雅圖模式」就沒規定台灣特使人選要大陸同意，但他承認，這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台灣國際空間有限，得自己努力爭取國際支持，「有時候」會壓倒大陸的意見。
諒解備忘錄，視兩岸形勢時鬆時緊
沈呂巡說得完全有道理，也嚴謹的不忘加上「有時候」。他特別提及「西雅圖模式」，因為台灣在一九九一年成為APEC完整會員時所簽署的《諒解備忘錄》，除了名稱為“CHINESETAIPEI”（中華台北），最重要的是只能派出與經濟事務相關的部長出席部會議，至於外長會議則派「資深官員」（司長級）與會；而領袖會議兩年後才創設，我方堅持諒解備忘錄的要點不及於領袖會議。這三項要點在部長會議沒有一點突破的可能性，即使馬政府兩岸關係如此頻密，外交部長、次長還是沾不得邊；但領袖會議則不然，到底要不要加諸台灣這個「非政治」的緊箍咒在台灣頭上，完全視兩岸關係之鬆緊為調節。
舉例而言，李登輝執政時期，前兩屆領袖會議代表都是「經建會主委」蕭萬長，但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七年，辜振甫頂著「總統府資政」頭銜出席三次；但在戒急用忍政策出檯後的一九九八年之後兩屆，領袖代表又回到「經建會主委」江丙坤。陳水扁執政八年，始終突破不了，第一年派出央行總裁彭淮南，第二年想「闖關」派出前副總統李元簇，就碰了一個大釘子，北京沒用別的理解，就用諒解備忘錄打回票，陳水扁還想幫李元簇改掛一個「經建會委員」名義也沒成；但後三年則是派出中研院長李遠哲為特使，很難講這是不是北京對李遠哲「猶顧舊情」，但禮遇還是有限度，即使出席，也從來沒能在這個場合安排雙邊領袖會談，接下來三屆領袖特使分別是林信義、張忠謀和施振榮，都是企業界人士，不過，林信義當時也有「總統府資政」名銜，且是行政院副院長卸任，不能說完全沒有政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