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臺灣的書，幾乎都由中國大陸進口，臺南文人施瓊芳回憶，「臺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就是這樣的現象。臺灣雖在道光年間就有本地印刷工坊，例如臺南「松雲軒刻印坊」，印書內容主要是童蒙讀本、漢學典籍，以及宗教善書。他們的印刷技術，主要是雕版印刷。臺灣舊詩漢文的代表人物連雅堂在一九一五年前後編寫的《臺灣詩乘》有以下一段文字：「蓋以臺灣剞劂尚少，印書頗難。而前人著作，又未敢輕率付梓，藏之家中，以俟後人；子孫而賢，則知寶貴，傳之藝苑，否則徒供蠹食，甚者付之一炬。」
連雅堂文中的剞劂，就是雕版印刷，作法是用一整塊約略書面尺寸的木板，由刻版師逐字篆刻，再送去壓印成書。一本書的完成，是數十個、乃至數百個木雕版細工深刻，固然展現文人獨特的筆風，但是速度實在夠慢，而且雕版承受印壓的數量也有限，所以印量也不能多。雕版印刷搭配舊式書肆，就像連雅堂說的，書的根本是珍藏之「寶貴」。
松雲軒在一九一五年後業務大幅萎縮、幾經讓渡，雕版印刷年代告終，臺灣進入活版盛世。這個時間點，剛好也與新高堂大樓開幕相似，「流動」的世界並非空穴來風。
活版印刷是預先以鑄造大量的鉛字，作者文稿完成後送進撿字房，熟練的撿字師傅就拿出版模（stereotype），飛快地從字架上挑出鉛字，構成一塊一塊的活版，然後送印。書的意義，是印愈多愈值錢，而且必須一本一本流通。新高堂作為現代書店，就是活字版印書流通的店。不論書來自日本、中國，或是臺灣自印。
臺灣何時引進活字印刷技術？那又是另一段歷史。臺灣第一臺進口的活字印刷機，並不是日本人帶來的，而是英國人。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來臺宣道的英格蘭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與馬雅各，大費周章募得一部退役的活字印刷機並運到臺灣。巴克禮為此還特地回英國學習撿字排版，終在一八八五年印出臺灣第一份活字印刷品《臺灣府城教會報》。這部活字版印刷機名曰「聚珍堂印刷機」，聚珍就是中國雍正皇帝以來稱呼活字版的美名，這臺珍貴的機器目前存放在臺南長榮中學校史館。
不過這一份傳教用的印刷物流通有限，影響臺灣出版業最大的，還是《臺灣日日新報》。這家半官方的報社，擁有世界水準的印刷設備，一台與長老教會同款的維多利亞式印刷機、四台先進的輪轉印刷機、三台自動活字鑄造機。這些機器不只提供《日日新報》日文版及漢文版的印刷，也有餘力兼營民間委印的業務。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初，被派來臺灣考察的官員施景琛，在見聞錄《鯤瀛日記》寫下：「旋往參觀臺灣日日新聞報社。報分漢文、和文兩種，日出三萬餘紙。印報之法，先將鉛字板製成紙模，再將紙模鑄成圓形鉛板，嵌入機器，周轉極速。」
活字印刷，不只能比雕版印刷的速度更快、印量更多，連帶也造成書籍流通的市場變革。整個一九一〇年代，整個臺灣的印刷技術，讓知識和書籍，都搭配著都市空間流通了起來，真的迎來了一個全新的讀書市場巨浪。
創立於一八九八年的新高堂，如何在一九一五年時站在臺灣這時的出版浪頭上呢？
＊作者蘇碩斌，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臺大臺文所教授。林月先就讀於台大台文所碩士班。本文選自作者與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林明瀚合著的《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左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