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終於與中國旅遊局簽署了在上海興建一座酒店的協議。我安排了一家總部在夏威夷的公司來設計這家有 1,300 房的大型酒店。由於需求殷切，我們必須快速進行。
接着，上海市政府來跟我說：「你必須借給我們 5,000 萬美元，因為酒店周邊的基礎設施不足。我們需要改善基礎設施，以保障水電的供應和垃圾處理，但我們目前資金短缺。」
如果他們要的只是一筆一次性的 5,000 萬美元貸款，我也許會被說服。但任何一個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上海經歷過連串的外國管轄，有英租界、法租界和日本佔領區；因此，路面下的基礎設施並不銜接。如果維修期間再出現問題，5,000 萬美元變成 2億美元怎麼辦？他們是如何計算出 5,000 萬美元這個數字的？某個水管或電纜到哪裏算是盡頭？我恐怕只會沒完沒了。但上海的主管們明確說，除非我提供貸款，否則就不會獲批蓋建酒店。
我於是告訴他們：「對不起，我無法作出這個承諾。」雖然他們承認是他們違反了約定，但我沒有追究。那是一個寶貴的教訓。我支付了所有開銷，補償了建築師，一切尚算能處理妥當。
幾年後，大約是 1982 年，我帶一批朋友去上海。當時的市長汪道涵請我在昔日的法國俱樂部共進早餐。我剛一坐下，汪市長就開始為上海毀約的事道歉。我說：「市長先生，不用道歉。這對我是小事，成本微不足道。您這樣重要的人物出面對我說這些，真讓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1977 年到 1981 年間，我在中國的經歷讓我深受打擊。每當我覺得勝券在握時，卻又會再次碰壁。中國亟待發展，亟需外商投資，但與我打交道的人都擺出各種架子。我遇到了大量三流的政府官員。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不能責怪他們。那時正值改革初期，只有真正非凡的人物才能夠打破常規去嘗試新事物。
有一天，我新加坡好友何瑤焜來找我，說：「你知道，我幫你找來了一樁好生意。杭州有一家頗為雅致但年久失修的酒店需要裝修、翻新。許多前往北京或上海的國家元首也會被安排在那裏住一兩天，欣賞一下西湖美麗的景色。」他指的是著名的杭州飯店，酒店俯瞰西湖，位置得天獨厚。
於是我便飛去杭州，這是中國最知名的旅遊度假勝地之一。
我與當地主管官員見面，終於成功在中國開始我首個酒店項目。我簽署了翻新酒店合同，投入 2,000 萬美元現金，取得 43% 或44% 酒店股份。那是 1982 年，我覺得投入 2,000 萬美元是一個頗大犧牲，因為我要是將這筆錢投資當時正興旺的香港房地產市場，可以快錢賺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