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人稱「亞洲糖王」。他的九十載人生走過戰亂、困苦與富足，最初，郭鶴年從白糖、白米生意起家，創辦的嘉里集團從糧油、航運、建設、飯店商場到物流貿易，業務聚焦亞洲；郭鶴年也曾被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公開讚譽、稱之為「偶像」，種種傳奇般的商場經歷，被完整收錄在他親自口述的《郭鶴年自傳》。本書榮獲2019年香港出版雙年獎商業管理類「最佳出版獎作品」，《風傳媒》特別邀請轉載關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時的軼事，以饗讀者。以下為書摘內容。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業務，真正的發展始於 1982 年。那時，我已年近 60 歲，很多人在這個年齡已經開始考慮退休，而我迄今又工作了超過 30 年。
我與全國各地數以百計的人打交道，累計起來也有數千小時。我發現，基本上，那些負責貿易事務的主管對商業的需求理解透徹。不過，最初幾年，我經歷了艱難的學習過程。我需要學習在中國做事的方法，有幾年磕磕絆絆，剛想開始又碰釘子。即使我們身為同一種族，我認為與中國官員打交道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所以我能理解那些非華裔的苦衷，即使他們懂得中文。
大陸的官員知道我有參與建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我相信林楷一定大力推薦過我，他是我早期在大陸做貿易的夥伴，也是我在國內的真正朋友。1977 年的一天，林楷跟我說，中國旅遊局很期望我能幫忙在中國興建酒店。我清楚記得我飛去北京的那天早上，我的女兒惠光在吉隆坡出生。
那時，大陸的酒店絕大多數連一星級水準都達不到。衛生間的抽水馬桶污濁不堪，洗手盆裂痕斑斑，客房枱燈沒有燈罩。許多中國人認為酒店工作是很低下的。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一個人為甚麼要伺候另一個人？為甚麼要低下身段給別人端咖啡？結果可想而知，中國的酒店曾是全世界上最糟糕的酒店之一。
1977 年 11 月 12 日，我從廣州飛去北京。那時，交通十分不便，往返大城市的航班很少，在馬來西亞兩天能做成的事，在中國可能需要兩週甚至兩個月。你絕不可能在一天內安排 6 到 8 個會議。人們會去你住的酒店客房與你見面，跟你待上一個或一個半小時，之後兩天卻一個人也見不到。
我從北京又去了上海，看到一塊很不錯的地塊，大約三公頃大，坐落於蘇州河入黃浦江的交匯口，是前英國總領事館舊址。我也去了廣州，與當地官員會面，評估一下哪些土地可用作興建酒店。
但不久，我便意識到，我找錯了門路。其他投資者見的是北京市政府或廣州市政府。我愚蠢地假設共產主義體制下，只有一個主體、一個政府。但後來我發現，在中國大陸，某些人的權力可以無限大。中國旅遊局是主管旅遊，它也許經營幾家酒店，但它沒有最終審批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