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直播為中介的「經歷」，就等於真實嗎？顯然不是。已經反覆被證明的經驗是，明明面對同一個時空，不同人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感受，也會從中截取自己主觀最希望擁有的感受，抱持下去。
首先，直播畫面的來源非常多元化、個體化。
當運動呈現去中心化的樣態，沒有統一發布消息的「大台」（指揮者），也沒有全景視角的「廣場」，各路媒體、自媒體往往以最輕便的設備，一人一手機模式深入各個現場直播。
ＶＲ般的體驗反阻礙觀眾反思脈絡
這時鏡頭的判斷，就是拍攝者的判斷，鏡頭的情感，就是拍攝者的情感。安坐於房間的你，看到鏡頭在催淚煙下不停後退時，可以體會到拍攝者的恐懼。看到鏡頭在被圍毆倒地後依然不停止，可以感受到拍攝者的意志。看到一場衝突中，鏡頭聚焦在拔槍的警察，或者扔磚的示威者，可以進入拍攝者的立場。
這種傳播型態是新聞事件中前所未有的親密帶領。對記者來說，每一分鐘都在考驗記者的臨場身體反應，在一片混亂中捕捉重點的判斷能力，而最終傳播效果為何，甚至考驗的是他／她為人的基本性格與情感。
正如《立場新聞》的其中一位直播記者阿匡坦承：「現場不停拍攝事情的發生時，每一分鐘都在做新聞的判斷，例如你站在什麼位置、拍多長時間，沒有一刻是完全中立的。」
其次，直播畫面容易令觀者覺得，這就是真切的真實。
《立場新聞》的記者何桂藍在接受香港電台《鏗鏘說》訪問時，回憶她在七月二十一日元朗襲擊中的拍攝：「被打的那條片很像看虛擬實境（ＶＲ），有聲音，有手機掉在地上，鏡頭搖晃，它讓人看到受衝擊的狀態。那個視覺和聲音的狀態，是放大我經歷了的事。」在這場拍攝中，她既是被襲擊者，也是襲擊的拍攝者，對戲劇化場面的直播，帶來的體驗「放大」效應，有審慎而誠實地描述。但絕大部分觀眾很難感受到這一點，直播畫面太真實了，真實到令你很難反思它的來源脈絡。
在事件現場，拍攝直播的記者，身穿反光衣、戴著頭盔、掛著記者證，可以站在示威者與警方之間。那是一個被刻意留出來的位置，好似交戰雙方中間的緩衝區。但那不是一個無特權的普通人可以站的位置；也就是說，在那裡所拍攝和感受到的一切，並不是在這場運動中的任何一方（無論是示威者或是警察）所感受到的真實，而是一個預先被劇場化了的真實。畢竟直播不會隨時隨地開啟，而一定會略過平淡無奇的日常畫面，開啟在衝突最激烈的時刻。
何桂藍也曾在採訪與分享中坦承：「做直播其實很阻礙一個記者去感受現場是什麼環境。」「拿起手機，身兼拍攝者和旁述員的身分，照顧拍攝效果多於照顧現場究竟發生什麼事。我自己的感受是，只有我不做直播時，我才能感受到現場究竟在發生什麼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