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所謂「變化」其實都只是「線性變化」，有些作用，但不足以徹底改變「結構性困局」，更不是完整的「結構改革」。
其實，香港人的中文不至於這麼差，只是即使完全明白「結構改革」的文意，卻普遍很少用其意涵來思考，所以驟然說起這個詞，可能掌握不了。「Structural Reform」這個英文詞對一些人或者較容易掌握，甚至在日常工作中就可能遇到。然而，如果大家到《維基百科》搜尋一下，就會發現它甚至沒有「結構改革」這個詞語，不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在Google和百度搜尋，得到的全是內地的參考資訊，亦即是說只有大陸更多用這個概念。
這反映香港人思考問題的習慣是緊跟西方的傳統，而針對較大社會轉型挑戰的「結構改革」在西方並不普及，甚至是沒有，因此往往發現在解決社會重大議題時還是比較笨拙。近年中國經常用結構改革來形容它的發展戰略，港人較熟悉的供給側改革就屬於這類結構性思維的結果。外媒較少用這種論述，就算有，也就是粗淺地指對專制政權的結構性改革，泛指民主選舉和三權分立，在經濟領域則是市場化和私有化，因為在它們的認知中，改革就是意識形態所指導的，而不是「問題導向」。這反映他們對「結構」的意義不太理解。當年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相對於蘇聯要求中國革命依賴工人階級進行的指示，便很好地反映了兩種不同思維。中美貿易戰也是這種背景的衝突，亦是兩國之間結構矛盾的具體表現。
另一個視角是香港的決策者少有在思考如何用「結構改革」解決問題，大家比較習慣「就事論事」，也就是從政策角度檢視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從問題存在的環境或從衝突源頭來徹底杜絕危機再次發生的可能。就以香港泛民主派的政見為例，他們認為所有政治衝突的解決方案最後都是「真普選」，或者就是要某個官員問責辭職。「真普選」當然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但也不能否認它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官員要問責辭職當然是恰當的，但不是所有官員失職都可以用同一方法解決。可是香港公務員的傳統認識卻是如此，正所謂「照本宣科」，根據SOP（標準程序）來做事，超過「本子」就會毫無頭緒。
「回不去黃金歲月」的思維盲點
如何說明香港社會缺少結構性思維？或許可以從兩篇近期發表的文章來看。
最近鄭經翰先生在《南華早報》寫了一篇香港「黃金歲月」的「悼文」。他在文章中指出，以往香港的大企業不需要考慮政治，只要根據企業的利益做事，但現在由於受到大量武警駐紮在深圳的「軍事威脅」，地產業商會以及主要的金融機構都必須在報章刊登廣告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徑。他預言，就算衝突平息，香港亦不會繼續是一個「隨心所欲的自由市場經濟體」（freewheeling free-market economy）。在文章結論中，他感嘆，香港的法治和經濟都是因為特首林鄭月娥的傲慢而受到徹底損害，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香港將無法重新回到其黃金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