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敘事鋪陳很有層次，先介紹西方正統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看法，緊接在下一章逐一反駁批判或說明；接著介紹西方非正統史家的看法，再進行討論；最後也是最精彩的，是介紹西方漢學家的見解，接著對其評論，其中或是認可，或是補充，或是修正。讀者可看出這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史學認知是有區別的，用杜師自己的話來說，第一類正統史家沒有學術上的寬容，第二類非正統史家則雖有寬容，但對中國史學沒有足夠的基本知識，唯獨西方漢學家兩者兼具，因而最值得重視與參考。在本書，西方史學家分別指出中國史學的缺點，例如中國傳統史學未能發展出自我批判的方法與追求真相的歷史觀念；過分聚焦於某一時期的某一孤立事件，缺乏歷史解釋及綜合的藝術；天真地相信凡屬歷史記載，皆完全客觀，且朝廷修史官員所撰的內容過於官方化，使中國史學的發展程度相當於歐洲1450到1750年代的水準，而沒有進步到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歐洲史學的突破；中國史學太受儒家道德觀念影響以及在傳記中缺乏個人色彩等等。杜師則指出中國史學重視直書無隱，不畏強禦，甚至為此身殉的例子；官修正史並不官僚化，反而富有獨立的精神，且中國在上古時代，史學上的紀實即已出現，中國的考據學亦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他以清初顧炎武及閻若璩的考據為例，主張西方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史學運動所到達的境界，中國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已悠然到達。他也認為清初戴名世（1653-1713）的史料批判，與西方的尼博爾（Barthold George Niebuhr, 1776-1831）及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創之新歷史考據方法「若合符節」。至於傳記中缺少個人要素，他則認為撰史的史家本身即有其強烈的個人要素。杜師對於西方史家看輕中國史學，認為這是極令人不能心服而氣平的。他認為中國史學博大，而西洋史學精深，各有優勝。「如論史學起源之早、成熟之速、綿延之久、範圍之闊，西方實遜於中國；若就晚近數世紀西方新興史學而言，其治史方法的爭奇鬥艷、其史學體例的五光十彩、其蒐集史料、批評史料的富有科學精神，其分析史實、解釋史實的獨擅精密系統，也非中國所能望及。中西史學在世界史學潮流裡，所代表的是兩股主流。」
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可能會強烈感受到杜師對中國史學的辯護，甚至會覺得他對於中國史學的優點是否有選擇性地強調。對於杜師的辯護與說明，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杜師撰寫本書時的強烈家國情懷，百年來中國國運衰敗，促使杜師躍然興起，為中國的傳統文化維持尊嚴，旨在告訴世人他所找到中國傳統史學中最優秀的部分，以發潛德之幽光。在此環境下，加上對於一些史學概念認知上的不同，在某些方面特別肯定也是在意料之中。不過要特別指出的是，在辯護過程中，杜師所引用的證據皆確鑿無疑，都曾經是中國史學史中確實所發生的事件或現象。雖然這些證據可能只是比較突出的個案，並非中國史學之常態，且無逐漸凝聚為傳統中國史家研究撰寫時的普遍原則及評價標準，但西方史家所見所論之中國史學也並非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