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各大學的教師評鑑制度卻依舊存在，且其不合理的要求和評分項目也愈來愈多。國內學者周平教授，以不配合教師評鑑而成為一位「不及格教師」自許，他更在〈我為何杯葛大學教師評鑑制度〉文中疾呼：「對於自甘逃避自由的教師們，我對您們不抱任何期望。但若您是終將啟蒙的知識份子，我誠心希望您能運用自己的理性，向現有的教師評鑑神話說不，從而走出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對此，筆者有幸與周教授同校任教，並一起為杯葛敝校教師評鑑制度而成為全校唯三的「不及格教師」。
說起與周教授的革命情誼，必須回溯至2014年7月，我與周教授均因與學校行政團隊理念不合，而同時辭掉學務長和國際長的行政職務。記得那時候，周教授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極為深刻，他說：「盡了這份責任之後，我們就是一個美學式的存有了！」把教育的改革、把改革的熱情、把熱情的生命力，全部回歸到一個最原始質樸的存在──美感。不為成功、也不是有所冀求、更不為世俗間的名利，僅僅是為了自我的美感實踐，這不正應合了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中為美感所標誌的「無目的性」嗎？！
有趣的是，在接下來的數年間，我和周教授各自在沒有相互約定的情況下，我們對學校推行的各種不合理政策、或違反教育本質的諸多措施，竟然都採取了「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不合作行動。就像前述的教師評鑑制度，我們同時看出了學校並不是運用教師評鑑來改善教育品質，而是利用它來強迫大學教師配合行政管理的各項措施。於是，我們在不合作的行動中，刻意不遵守學校安排的各種集點加分項目，甚至在違反不合理行政措施時被扣分，其結果當然就成為了學校口中的「評鑑不合格教師」。
對此，我們倒是不以為意，甚至津津樂道於自己的「求仁得仁」，不過這情況看在我們自各所屬的系所主管眼裡，就出現了一種「想幫助我們評鑑合格」的善意。當時通識中心的主任曾對我善意地表達，他有主管權限可以幫我加分或調整權重到合格的分數，但是經過我申明立場予以婉拒後，他更體諒到我不合作行動背後的初衷而尊重我的決定。事後，我才知道，原來周教授和我一樣，也拒絕了系主任的加分善意。同樣地反對教師評鑑制度、同樣地採取不合作行動、同樣地可以主管加權調整分數（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全校只有三位老師不及格了），但周教授和我也同樣地拒絕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