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格貝爾在德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德國共青團」那裡認識了艾瑪．迪特里希(Emma Dietrich)，他們彼此傾慕。他愛慕她的直率，她愛慕他的耐心。艾瑪的中學老師跟她父母親說：「艾瑪應當繼續升學，她能夠當老師。」但是她父親迪特里希先生厲聲說：「我們可負擔不起一位女公爵。」於是一九一九那年，艾瑪就去學藝當織工。學了兩年，她總是超額完工，賺錢不少。之後她到蘇爾特(Sylt)島上去工作，編織講究的時裝。到了一九二四年她更漸入佳境，受僱於漢堡的盲人中心。
在那裡她為機械紡織廠獨自組建了一個盲人作坊。
這對情人於一九二七年結為連理，兩人都加入了德國共產黨，成為工人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艾瑪的妹妹洛特(Lotte)和弟弟卡爾(Karl)，也被稱為卡里(Kalli)，也與達格貝爾相處融洽，他們既是家人又是同志。同樣的，艾瑪的父母親，卡爾(Karl)和瑪莎(Martha)也加入了。迪特里希一家本在薩克森(Sachsen)，經由基爾(Kiel)來到漢堡定居。她父親在薩爾(Saal)河畔的哈勒市(Halle)的鑄鐵廠當學徒工時，滾燙的鐵漿將他的一隻眼毀了，以致他在舉槌時，測不準距離，只好改行到工地去當挑夫。肩上每每扛著二十五塊磚頭爬上工地的梯子，造成了弓背和病痛的後遺症。
這個薩克森人在漢堡成為共產黨的「紅線戰鬥隊」(RFB)的領頭人物。卡爾是會員們公認的保護傘。同志們取笑他說，真不賴啊，他那隻玻璃眼在盯人的時候能夠不眨眼呢。也許這真是他這一生唯一的優勢：每年參加為世界革命勝利而舉辦的射擊比賽中，他都名列第一，得到一整條的火腿作為獎品。
納粹黨在三○年代初取得了政權。有一次，納粹的衝鋒隊(SA)與由共產黨的紅線戰鬥隊和工會及社民黨組成的「鐵前線」(Eiserne Front)相互惡鬥，砸爛了組織的會場時，達格貝爾成功地、不流血地跟青年資產階級的納粹分子進行爭辯，而沒有陷入雙方的拳腳混戰，他因而出了名。一九三二年我父親不幸被自己人指控為「異己分子」，因為他主張共產黨應當和社會民主黨合作起來對抗納粹，這是違反共產黨所標榜的立場的。
與社會民主黨的命運不同，德國共產黨在納粹一九三三年上台之後，立即遭到禁止，黨的機關報《漢堡人民報》也旋遭封閉，共產黨人只能非法地繼續工作。我的父母和舅舅卡里都屬於聖喬治的黨小組，接著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我父親被捕了。他當時正在一個畫家的畫坊中，用很簡陋的油印機在印製被禁報紙的號外，想要非法傳播。他當場被捕。由於原來的報紙編輯在三月就已被捕，關進福爾斯畢特爾(Fuhlsbuettel)的集中營裡，達格貝爾就取而代之寫了社論，報導了即將進入審判程序的阿彤納週日流血案(Altonaer Blutsonntag)：將近一年之前，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那天，納粹衝鋒隊和共產黨人之間發生暴力打鬥，有十八個人被射殺。納粹一上台就把四個人，包括未成年的少年，其中一名是鞋匠卡爾．沃爾伏(Karl Wolff )，送上了火速成立的法庭。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將四人判處死刑，定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行刑。極刑就在法庭的後院執行，他們被劊子手一個接一個地用斧頭斬首。當最後輪到卡爾．沃爾伏將頭伸到斬板之際，他提出一個請求，希望將被綑綁在背上的雙手鬆綁。這名年輕的鞋匠說，想在生命最後一刻能伸直一下軀體。繩子剛一鬆開，他就反手用手銬去敲擊旁邊一個官員的牙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