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明在評價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所產生的影響時說，習近平喜歡控制勝過競爭，導致他自我剝奪了來自市場、公民社會和國際社會的重要回饋機制；習近平對中央集權和對信息的控制，使其難以評估中國國內對領導層政策方向的真實共識；習近平稱霸世界的野心既是合作的新機遇也是外部世界的新挑戰。而最大的挑戰是中國作為一個非自由國家卻要在一個自由世界尋求領導地位。於是，「中國的人權問題，過去被看作是其國內議題，現在處於其外交政策的前沿和中心。」
危機露端倪
如果說易明書出版時還可以說「無證據顯示其第三次革命遭遇危機」，那麼在中共建政70年大慶之際北京遭遇危機的跡象則已露出端倪。
「有100至200萬維吾爾族人被拘留，對另外100萬人進行全面鎮壓，就因為他們努力保護穆斯林文化、反對企圖同化他們的佔多數的漢人，」孔傑榮說。新疆人權危機「使中國的行為成為國際醜聞，使其無法實現對軟實力的追求。我們開始將中國的不端行為、集中營等，跟1933年至1941年間德國的事情進行比較。」
第74屆聯合國大會期間，美國聯合英、德、荷、加四國不顧中國警告在場外舉行針對新疆人權危機的討論會，會議敦促聯合國堅守價值底線抵制中國假借反恐為名的侵蝕，呼籲聯合國成員國加入反對中國人權侵犯的國際聯盟。
「他（習近平）實行了對人權律師明顯的剝奪和嚴厲的懲罰政策。這些最優秀的人權律師的自由辯護權被剝奪，因為他們被公開送進監獄、被停牌、被禁聲、被失踪或流亡，」精通中國法律的孔傑榮說。「任何人如果對習近平政府的任何行動表示懷疑，就會受到一系列懲罰，」他補充道。
孔傑榮認為，習近平在控制中國社會的過程中「像一隻熱鐵皮屋頂上的貓，多數人沒意識到他感到多不安全和脆弱」。
70年大慶時習近平正面臨香港持續了100多天的反送中抗議運動。
習近平處理這場運動的手法反映了他既不想放棄用暴力手段控制香港社會、又不敢使出對對付大陸抗議民眾的手段，比如1989年「六四事件」時的大開殺戒。這種矛盾心理正是張博樹所說的習近平的「焦慮」。
「習近平的焦慮首先在於他無法像控制大陸社會一樣控制香港，」一直研究中國憲政問題的張博樹說。他認為，只要習近平無法將現在還是地下組織的中共滲透到香港社會基層的每個細胞，「他就做不到真的控制這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