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社會學家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在其自傳《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A Memoir）中曾諷喻自己在當代社會裡的「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為薩依德自傳的英文書名，本意是指對1948年之後便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和薩依德家族而言，在地理及心理上的失落與錯置感，中文版譯者彭淮棟先生原先就是以「格格不入」一詞作為該書譯名）。
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失落與錯置感受，係因薩依德雖於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但12歲後便被迫遷住在開羅與黎巴嫩，作為一個基督徒卻成長於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世界裡及接受英美的殖民式教育，開啟了他格格不入的童年。這從他的姓名便可一窺端倪──不知出處為何的阿拉伯姓氏薩依德（Said），以及十足英國式的名字愛德華（Edward）。其後，不論是在美國普林斯坦大學和哈佛大學完成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1953-1963），還是1963年後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他發現即便他已取得美國護照，但他的中東臉孔和巴勒斯坦身份，讓他永遠也無法真正融入西方世界。
直到1967年中東戰爭，薩依德回到故鄉巴勒斯坦，他才體悟到所謂的「身份認同」其實就是一個多元、變動的歷程，過往所有地理與心理上的格格不入，猶如不和諧和音一般，但正是在如此不和諧的音律中才呈現出他一生的獨特樂章。至此，他才了解到自己阿拉伯與美國各占一半的身份，正是他能為自己的祖國巴勒斯坦發聲的使命，而成為當代巴勒斯坦重要的國際代言人。
這樣的生命轉折，讓薩依德發展出一套非常獨特的「知識分子論」的見解，並在1993年英國BBC國家廣播電台的李思系列演講（Reith Lectures，這是自1948年由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肇始的英國廣播節目）中，發表一系列有關「知識分子」的演講，主題便定調在：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人、和攪擾現狀的人（outsider, amateur, 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當然，這並不是薩依德的控訴，而是他從自身的處境及其轉折，延伸出來對當代知識分子的期許──格格不入。換言之，必須跳脫出其身處的時代與社會主流價值觀，具備自我邊緣化的特性。
哲人斯言，猶如振聾發聵般地道盡當代知識分子的窘境，因為在當今這個早已過度資本化的社會結構裡，又有哪個領域或哪位學者真的願意自我邊緣化，刻意與主流價值保持距離，以維持其自身的獨立性，為社會深層的良知發聲呢？即便真的有些領域或學者被現代主流學術發展所邊緣化，恐怕也不是自出這個學術領域或學者的自願，相反地，它或他更可能是被主流價值排擠之後，不得已而被迫接受這樣的邊緣化處境。如同薩依德一樣，他一開始也是因為他的出身與或教育而被迫與每一個時代或文化格格不入，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像薩依德一樣，從被迫的邊緣化中，進而體認到邊緣化才是知識分子的本質，而且更進一步地自我要求邊緣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