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日前屢出親中言論，日本方面非常重視他的訪日行程，然而訪問卻以杜特蒂取消與明仁天皇會面，提早回國作結。如此突然，因為明仁的叔父三笠宮親王崇仁在十月二十七日駕鶴西去，明仁和皇后美智子需要守喪。
崇仁生於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為大正天皇和貞明皇后的第四皇子。中日戰爭期間，從一九四三年至翌年曾在南京服役，開始反省日軍的行為，回國後更與時任的陸軍少佐津野田知重商討推反東條内閣、暗殺東條英機的政變計劃。戰後，由於繼任日皇的機會不大，所以能無懼發表反戰的言論，卻招來國內右翼的不滿，宮邸曾於一九五九年遭右翼團體闖入。一位反戰色彩濃厚的皇室成員逝世，對於現在偏右的日本政局來說，令人倍感婉惜。
日本與鄰國於近代交惡從豐臣秀吉而起
約七世紀開始，日本與唐朝關係緊密起來，到豐臣秀吉派兵攻打朝鮮前，中、日、朝關係最嚴峻的時期應是十三世紀後期的元日戰爭，其餘時間三國的關係大致良好。秀吉所以有「入唐」的想法，除了可能和織田信長在較早前就這種想法有關，其實與中世紀日本的「御恩奉公」武士制度有關，他們都想避免在統一全國後不夠資源賜予武士，因此秀吉在出兵朝鮮前才會說：
「奄有其國〈朝鮮〉，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能為我出力耶！」
戰事卻隨着秀吉病逝而結束，入唐計劃亦在德川家康再度統一日本後告吹。江戶幕府先是處理傳統武士制度的問題，要求他們絕對服從，解決了恩賞不夠致亂的問題，更有意採取昔日的睦鄰外交。雖然修補與明朝關係的工作不甚順利，但成功與朝鮮在一六○九年簽訂《己酉約條》，恢復國交和貿易。往來的二百六十年間，朝鮮派出十二次通信使，可見當時日朝關係的友好程度。
到江戶幕府末期，日本因為明治維新的成功而問鼎亞洲，與此同時秀吉再度受到高舉。先是明治天皇於一八六八年（慶應四年）的《御沙汰書》對之讚賞有加，後來在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豐國神社（今名古屋中村區）重建，再過兩年更恢復秀吉「豐國大明神」的稱謂。諷刺的是，其入唐的思想竟也一起復興，譬如《馬關條約》（一八九五年）、《日韓合併條約》（一九一○年），到二戰時的七七事變及抗日戰爭，秀吉宛如重臨人世。
參拜靖國神社代表日本人仍未從民族歷史中甦醒
崇仁生前受盡右翼的批評，就像與秀吉的亡靈搏鬥。然而現今大多日本人要不忘卻了它為鄰國帶來的傷害，甚或擁抱之。十月中，先是首相安倍晉三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繼有八十五位國會議員和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到神社參拜。這些有民意基礎的政要，到供奉了崇仁曾欲暗殺的東條英機，及其他十三位甲級戰犯的地方，表達對先人的「敬意」。日本右翼的舉動，着實令人失望。這使筆者想起一九八五年的西德。
那年，美國的雷根總統到訪該國，出席二戰結束四十週年紀念活動，並與時任西德總理的Helmut Kohl到一個小鎮比特堡（Bitburg）附近的軍人公墓獻花。然而，這個「理所當然」的行為，卻招來各界的口誅筆伐，原因在於此公墓所埋葬不僅是一般的德軍，同時也有四十九位的納粹武裝黨衛隊成員（Waffen SS），情況與靖國神社類近。但是，為何日本鮮見有輿論向右翼施壓，也難有政客如當時的西德總統Richard von Weizsäcker糾正官方的錯誤，引導群眾以正確的態度反思歷史？這反映日本民眾仍未能真正面對民族夙昔的差訛。日本人就算暫時未能和德國人相提並論，至少應該以家康為師。其睦鄰外交的理念，不是令大和民族享有過相對和平和穩定的世代嗎？
按日本當下的經濟和人口老化的窘局，軍國主義難有復辟的機會。雖然經常扭曲史實的中國間中就渲染這個議題，的確令人生厭，但日本全體國民躬身自省，仍是責無旁貸。「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資治通鑑‧漢紀）要成為一個成熟的國家，單靠霎時的經濟強盛和虛浮的軟實力並不足夠，期望日本終有一日能明暸這個道理，相信亦是崇仁的心願。
＊作者任職於香港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