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架上有一卷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線裝本，首頁是一方朱紅「雙照樓印」，之後有兩頁手跡；內收〈小休集〉上下卷、〈掃葉集〉和〈三十年以後作〉，當是他的後人在一九六○年代在香港重印的。據聞出書非常低調，從未公開發行，見者不多。我之能藏有一卷，乃因認識一位汪氏的孫輩，得其持贈一冊。贈書的朋友自幼受西方教育，已經定居美國多年，對其先人所知不深，將書交我時也沒有說甚麼——我們本來就很少談及各自的家世。
這本線裝書在我書架上幾乎三十年了，久未翻閱，此時重讀他去世前不久寫的最後一闋，〈朝中措〉，不免感慨。
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于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
欄杆拍徧，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原題沒有斷句，為閱讀方便加了標點符號。）
觸發我想到重讀汪氏詩詞，是因日前看到《印刻文學生活誌》二○一○年四月號，汪氏為胡蘭成鼓吹「和平運動」的文集《戰難和亦不易》所寫的序文，和胡的幾篇文章。
汪氏在序文裡，除了重申抗戰即亡國、唯有求取「全面的和」，並且責怪「國內一方面從事和平運動，一面仍從事抗戰到底。因之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戰事與和平並行」。所以，日本「不得不」繼續侵略中國，該怪罪的是中國要抵抗。序文寫於一九四○年一月，兩個月後南京「和平政府」就成立了。
又過了四年，當汪精衛寫下〈朝中措〉裡這些句子的時候，故國江山已半是焦土，生靈塗炭滿目瘡痍，他以「和平建國」口號成立的政府只是個紙糊的傀儡，於戰於和都起不了半點作用。這個年輕時曾有過何等理想熱情、冒死謀刺攝政王而在獄中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雙照樓主，此時心頭的悲涼，盡在這闋詞的字裡行間了。
在日軍鐵蹄下成立淪陷區政府，說是為著淪陷區蒼生的福祉，但汪政權做了甚麼？「和平軍」的「清鄉」活動帶給老百姓的災禍比日軍少不了多少；惡名昭彰的「七十六號」——設在上海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的特工總部，專幹逮捕、審訊、酷刑逼供、處決暗殺這些勾當，對象都是抗日同胞，有這樣一個血腥恐怖、令人聞名喪膽的地方，算甚麼「和平政府」？更別說強迫實施淪陷區儲藏物資全面登記、強制性收買棉紗棉布這些替日寇搜刮百姓的「德政」了。而這個所謂的「政府」根本毫無自主權，對日本的變本加厲的侵略行動絲毫無法阻擋改變於萬一。
或許當初他不曾預料到事竟不可為到如此，而且完全無法回頭了。看著汪氏與飛揚跋扈的日本軍官的合影、在納粹大旗下與德國官員把酒言歡的照片，我真想知道那些時刻他心裡在想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