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這般抗爭是有代價的，陳玲玉自己碰上職業學生跟蹤打小報告、卸任法代會主席後患肝病一年之久，洪三雄更是在畢業前被記兩大過，求職困難又被限制出境，兩人非常理所當然把當年記他們過的訓導長、教官張德溥視為「加害者」：「當時情治單位的人我們都不知道是誰，直接面對我們的只有那個訓導長，在我們眼中就是加害者。」只是1990年一次因緣際會到美國，意外聽父親朋友轉述張德溥說的：「他在台大最喜歡兩個學生就是洪三雄跟陳玲玉。」拜訪教官以後才知驚人真相。
原來，當年中華民國國慶期間洪三雄把快報《我們要說話的權利》發給當時到學校參觀的歸國華僑，當天晚上政府歡宴僑胞時便有人拿出這份快報質問政府：「為什麼台大學生要言論自由跟說話權利？」隔天警總就拿傳票說要拘補洪三雄，而張德溥以軍隊背景身份擋掉這事，因此被視為「自由派」陣營，從此斷送升上中將的機會。
「一個你對他有恨意的人，居然是你的救命恩人！這在我人生上是很大的註記，讓我知道人不可以用所看所想的去看別人，因為我們永遠看不到真相……」陳玲玉嘆。那時願意保護學生的人很少，台大法學院長韓忠謨也因為曾在《法言》出版被黨政軍拚命打電話「關切」時擋下壓力，最後無法選上台大校長。
《尋找一株未命名的玫瑰－記憶、白色恐怖與酷刑》主編、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瑤華說，其實在本書緣起、國家人權博物館「多元博物館講座－尋找一株未命名的玫瑰」系列講座與工作坊裡，很多場演講無論忍得住、忍不住，眼淚就是會掉下來，例如陳玲玉的故事便是：「她認為有個加害者是加害一方，但出國才知道，對方為了營救他們做了很多很多努力……」
讓受害者與加害者對話 「在相遇的時刻認清對方」
對於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對話，陳瑤華如此看待：「要看著對方的眼睛，我們在那相遇的時刻認清對方、不是抽象的想像，我們所在的地平線才會真正重疊在一起，才會有真正的『我們』……所以我認為真相和解委員會是很重要目標，讓被認為是加害與被害的雙方會面。」一如白色恐怖受難者、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過去也曾經有機會親手殺死當年刑求他的人，「可是他沒有那樣做，我覺得那才是人之常情，他若停止沒去做，是他受到另一些重要的召喚。」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表示，《尋找一株未命名的玫瑰－記憶、白色恐怖與酷刑》一書是極為多元的面向，以人權公約角度談不同類型受難者的屬性、特殊身份，例如兒童、性別、原住民、外國人的境遇，也談到監所勞動、不當審判酷刑等問題，而陳玲玉的故事則是要展現「在艱困威權體制下，反抗者的主體性如何被呈現出來……這篇描述很多年輕學子在自由民主理念下進行爭取的過程。」
陳俊宏表示，酷刑其實沒有因為台灣民主化結束，例如近日綠島監獄因為不當管教導致收容人自殺、遭監院糾正，又例如前幾天「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判決高度有冤死囚邱和順遭受酷刑，這些都是現階段民主化要面對的課題。
而對於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複雜面貌，本日來賓、多年來致力於人權議題之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尤美女如此作結：「我們要知道幕後黑手是誰，我們知道有蔣介石，但不會是他一個人，是體制……體制背後加害者跟被害者是互為的，有些加害人自己也是被害者，有很多複雜的東西，只有真相能被呈現，我們才能清楚了解人性，才能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