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白色恐怖的「加害者」是誰，真的就等於撕裂社會嗎？國史館今（19）日舉行《尋找一株未命名的玫瑰－記憶、白色恐怖與酷刑》新書發表會，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說，人們或許常用「加害者」、「被害者」二元對立來理解白色恐怖當時處境下的當事人們，然而事實上加害者的面貌相當多元，一位政治受難者A便說，自己父親當年因為捲入政治案件，軍警帶隊來家裡趕人要求限期搬離，當時年年幼的A與媽媽深夜卻在門邊發現一袋錢，竟是早上趕人的長官擔憂他們搬家沒錢，偷偷塞過來的。
談起轉型正義，陳俊宏首先點出真相追求、體制追究等目標，尤其台灣白色恐怖是高度體制化的，一個人被逮捕、審訊、偵訊、槍決都在檔案裡，而如今促轉會的工作之一便是逐步挖掘過去檔案、不管軍情局或情治單位，前幾波主要跟政治案件有關，第6波則開始提到告密者，也就是「抓耙子」的問題。
白色恐怖「加害者」的面貌其實很多元…
所謂「加害者」的面貌其實很多元，陳俊宏舉例，寫下《行走的樹》的小說家季季，前夫楊蔚一方面是過去的政治受難者，一方面卻也是出賣文壇友人陳映真的告密者，兩種身份兼具。
另一個例子則是政治受難者A的故事。當年A的爸爸是公務員，被以政治案件起訴的時候所有人都必須被趕出家裡，一位「長官」奉命去他家、要求全家人限期搬離。然而在當天晚上，當時還年幼的A跟媽媽聽見有人不斷對自己家丟石頭，打開門竟看到一袋錢在門邊，而丟石頭的就是躲在一旁的長官，白天那個板著面孔要他們全家一天內搬走的長官，「他親眼看到這長官偷偷弄個袋子裝很多零錢，好幾百，放在他們家門口。」
一個理應是「加害者」的長官卻還是私下做了一點幫忙，對此陳俊宏說：「這東西不一定會在檔案看得出來，但我們可以看到扭曲的時代裡人們的各種面貌。」
另一個加害者的故事，是律師陳玲玉與其夫洪三雄過去面對的教官張德溥。1970年代陳玲玉在台大就讀法律系，曾經參與過保釣運動，但之後兩人開始想：「釣魚台不是我們能救的，我們能救的是什麼？」由於兩人平常非常愛看《自由中國》、《明星》雜誌，也愛看殷海光書寫的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的書，陳玲玉便開始想著：「為什麼這政府跟書中寫的不一樣？我們決定走出來。」
於是陳玲玉當上法代會主席、洪三雄則成為法律系刊物《法言》的帶頭者，印了當時非常突破的快報《我們要說話的權利》、舉行「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等座談會，甚至槓上「萬年國大」辦了民意代表是否該改選的辯論會：「政府告訴我們大陸過來的立委跟國大代表都不能改選，因為他們代表『法統』，改選了『法統』就不見了──我當時覺得很怪，那如果他們有天死了，法統不就沒了？」每次辦座談的內容都寫在《法言》，發行一萬份發遍全校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