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報導北京故宮博物院靠著以館藏文物與歷史人物為靈感開發 的近7000種文創商品，創造高度經濟利益。 對照臺灣的故宮博物院，過去也曾以「朕知道了」、「 朕生平不負人」等語錄為題，開發多樣文創商品， 約4000多種的商品，更引來一股「文創」熱潮， 不但各大博物館紛紛開發大量紙膠帶等商品，咖啡廳、 市集等多地也逕相開發屬於自身的文創品，試問： 當商品被大規模的複製與再現， 自身文化的特點與源自文化本身的創意究竟為何？
人人心中也許都有一段對文創品的定義， 然而文化與創意的並置存在應才是文創品的充要條件， 我們細數手邊或是架上有著「文創品頭銜」的商品， 創意元素多半很快感受到，但是文化元素卻要再三確認。 當格格製成了桌上公仔、皇帝變成了胡椒罐， 或是馬克杯上印了一幅名畫、知名建築化成一張卡片…等， 我們可以如何闡述其間的文化？文化與創意之間的關聯如何鏈接？
如將文創品視為一種文化生成的縮影，恐怕我們會想像： 皇帝變成了胡椒罐， 一定是因為那個皇帝引進了胡椒或是特別愛吃胡椒，又或者， 該皇帝的某些作為似乎與胡椒撒上食物的特點與目的相近…等無限的迴旋想像, 即便如真核符其一，也不盡然就足以闡述了文創品的文化涵養， 但至少我們能找到某些意義連結。我們在乎的是： 在稱呼它們是文創品時， 它們是否有足夠的臺詞與我們進行一場文化的對話？我們應該想想， 在文化部推行《文創產業發展法》後， 文化創意產業化真的才是唯一的路嗎？ 又或者產業化的理想何在是我們要繼續探索的，並沒有終點站吧！
若把文創品作為文化傳播的角色， 某種程度可說文創品是可讓人帶著走的文化縮影， 已不單單是參觀博物館或某個景點後增加情感連結的紀念品， 從文創品的發想、開發、製成、量產、標價、買賣等過程， 都是在鋪陳消費者進行有意識的文化消費(Culture Consumption)發生，購買文創品的意義不純粹是紀念， 還有對文化建構的解讀與想像，甚至認同。 透過文創品傳播路徑與大眾接受度之間， 或可觀察出整體的社會脈絡與眾數。 然而因為文化被以商品形式呈現後即進入商業的買賣體系， 價格（指商品）與價值（指文化）間的孰重或如何權衡即為一個課題， 若開發者又少了文化醞釀與深思後的商品轉譯， 可能連文創品都想大聲疾呼：「我只是紀念商品！不要叫我文創品！ 」
1948年，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曾提出文化工業的論點， 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大眾文化的商品化及標準化，時至今日， 學者的「諄諄教誨」似未影響太多後輩的做法，甚至是未能從中找到更完善的對應方式，不禁讓人思索， 是否經濟體制依舊主導著文化養成?又或者我們是否仍未在巨人的肩膀上找到一個多全其美的可能性？
近年來， 將圖案複製貼上或平面物件立體化似乎成了商品開發的不二法門， 因為屢屢推出不同的可賣商品，大眾似乎認為那就是文創品， 又或者說，只要冠上文創，就是商品銷售的不二法門?如是， 恐怕一堆文化學者在墳墓也無法安息，我想， 擁有文化使命感者並非總是嚴肅看待創意，而是我們所處的時代， 不容許我們忽略或敷衍我們自己的文化，雖然， 我們的文化究竟是什麼似乎又是一個可辯證歲歲年年的議題了…。或許我們首要的簡單任務是這些品項的「正名運動」，精確定位商品、紀念品、文創品等分類，如此就不易深陷在「成語動物園」的泥沼中了。（註：成語動物園為筆者用以形容羊頭狗肉、雞同鴨講、牛頭馬嘴等相關成語的集合體）
我並非反對文化創意被商品化的捍衛者，只是期待著， 當文創品被推廣(或銷售)出去代表我們發言時， 價值不只是銷售產值， 而是有著足以代表我們的文化系統轉譯後的特殊意義， 是那種很難被山寨的文化系統， 而可以進行一場文化與創意的美好對話。
*作者為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