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確實是一個青年文化正在爆發的時代：例如搖滾音樂節開始從台北到墾丁出現了；想要作為台灣Village Voice（紐約知名另類媒體）的《破週報》創刊了；我的一個同學則開了一家帶著女性主義色彩、後來成為台北live house重鎮的餐廳「女巫店」。不久後，我從「Ｘ世代說話」轉成不定期幫《新新聞》寫一些國際思想動態。
從小是搖滾樂迷但從來沒想過寫樂評的我，在音樂雜誌上看到西方搖滾樂手如何介入現實政治的新聞，引起了我很大興趣，開始偶爾撰寫這方面議題，不論是搖滾樂與新工黨，或者Coldplay與公平貿易。畢竟政治學是我的專業，我希望這些文章可以為中文讀者補充搖滾樂的政治知識。
同時，正在讀政治學研究所的我，學到了許多政治經濟理論，思考著如何把這些理論用在對台灣具體問題的分析上—彼時的台灣正被族群政治、金權民主、憲政改革等種種問題所糾纏。畢竟，我之決定攻讀政治學，就是希望知識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實的政治經濟制度，為台灣找到前進的方向。尤其作為一個大學參與過學運，並一直希望可以介入社會變遷的熱血青年來說，深信知識不應該被閉鎖在象牙塔中，而是可以在公共領域中展現力量。
我的第一篇政治評論投稿是討論核能電廠的決策不應陷入科技專家統治的迷思，而應納入公民參與。第二篇文章提出台灣的政治轉型強調忘卻悲情時，不應遺忘過去的人權侵害，並引用政治學文獻強調「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彼時「轉型正義」這概念還不流行）。通常這些民意論壇的論述版面是只給專家學者或政治人物，這兩次竟然都以不小篇幅登出我一個年輕研究生的文章，很受鼓舞。此後開始陸續不定期投稿政治評論。
但時代正在快速地退潮。隨著台灣的形式民主慢慢落實，人們的政治熱情從反抗轉為黨派對抗，隨著全球化與市場化成為時代精神，媒體越來越瑣碎化與八卦化，飢渴於更多吵雜的噪音—電視上開始出現名嘴談話秀。於是台灣在八○年代到九○年代中期剛開始壯大的公共論述領域逐漸萎縮。
在這個輕盈的時代，媒體追求更聳動的報導、更瘋狂的聲音，深度評論與報導彷彿成為毒藥。
九○年代後期到新世紀初期，我雖然偶爾為媒體寫稿，但只能算是業餘的寫作者，心力主要還是在學術研究。二○○二年我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原本計畫在出國前的夏天出版書寫西方搖滾與政治的書，告別我的青春搖滾歲月，從此好好進入學術生涯，但書來不及寫完，只能帶去紐約繼續努力。
二○○四年五月，考完博士資格考，在台灣出版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書中討論搖滾樂如何從誕生起影響不同世代的青年，如何介入具體的政治社會鬥爭，議題涉及反戰、同性戀、環保、第三世界貧窮、死刑、英國新工黨等等。出版社和一些朋友都不太看好這本書的市場，他們認為這是好書，但是冷門。他們說，這不是八○年代末的台灣。
